外籍留学生媒介使用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

由于信息通讯技术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类共存于一个高度媒介化的世界。高度的媒介化生活给人们带来了信息交流的便利,也使文化的全球传播、交流越来越紧密。本研究立足于大众传播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及现实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在沪留学生为调查对象,考察留学生媒介使用与中国文化认同情况,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沪留学生媒介接触呈现出以网络、社会化媒体使用为主的显著特征; 2.针对中国文化内容,基于留学生意愿、信任选择的主要媒介是网络; 3.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同度高; 4.留学生的报刊使用频率与中国饮食、地理文化认同显著相关;社交媒介使用频率与中国汉字文化认同显著相关; 5.留学生报刊使用时长对文学认同具有正向预测力;电视媒介使用时长对饮食、汉字、思想文化认同具有负向预测力;网络、社会化媒体使用时长对中国文化认同不具有预测力。     

“传播”即“政治”——“政治传播”视角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框架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大众传播史的梳理和研究,认为"传播即政治"的命题在中国大众传播史的视阈下显著呈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生态始终融合在政治生态中,各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底层结构,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一种反映。中国大众传播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诠释着"民主""专制""新知""启蒙""解放""革命"等政治核心话语。具体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演进是在"民主"和"专制"两种框架的碰撞下演绎叠进的;在社会制度交割的关键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总是扮演着"新知""启蒙"与"解放"的工具之角色;其在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而存在;目前正在经历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媒介革命"。     

影响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削弱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能否保持稳定,还是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获得的问卷数据的分析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1.不同群体的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而社会经济地位是导致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2.工作家庭冲突会对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3.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念的高度认可,能够缓和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程度。因此,应有针对性地提升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     

导游自我认知与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导游是"旅游业的灵魂",其幸福感知关乎导游队伍的稳定性、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文章基于导游主观幸福感调控命题展开,引入"导游自我认知"和"领悟社会支持"内外部因素变量探讨主观幸福感的调控策略。实证环节通过路径分析及假设检验探析自我认知、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自我认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自我认知对领悟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自我认知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完全中介效应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最终,据此提出导游岗前执业风险预判,构筑导游良性人际支持与和谐主客关系的建议。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和而不同”：初中生亲子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为探讨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对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及内在机制,本研究对武汉市472名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1）虽然初中生的母子亲密度显著高于父子亲密度,但是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和心理韧性在亲子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序列中介作用;虽然两者在母子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但是其在父子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一方面揭示了母子关系与父子关系对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着类似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与父子关系相比,良好的母子关系能够更直接和更大程度地影响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与研究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本研究 以绍兴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EdDiener的生活满意度量表、Kanunann等人的情感量表对233名大学生进行测评,借以探讨绍兴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发现:(1)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略高于中等水平,性别、家庭收入因素均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2)家庭收入、家庭背景和消费状况等因素对生活满意维度产生影响;(3)性别因素则对消极情绪维度产生明显影响.     

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以N市为例

老年人以往常被视为信息化社会的边缘群体,但近年来接触和使用新媒体的老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微信的广泛使用带动了老年网民的大幅增加。基于提升全面幸福感和老龄社会不断深化的双重背景,本研究对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索。文章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216名在N市居住的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13位老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在城市老年人的微信使用中,仅有一个维度即微信的信息联接功能和服务与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 197**,p <0. 01),而娱乐消遣、自我呈现和生活服务等功能与其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回归性分析表明,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为身体状况和家庭结构,微信使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仅有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护理本科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领导力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自我领导力量表(RSLQ)对某高校护理学专业305名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护理学专业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及自我领导力的现状,分析护理本科生主观幸福感对自我领导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主观幸福感得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自我领导力处于中等水平;护理本科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领导力呈正相关(R2=0.505,P<0.001),是自我领导力重要的影响因素。护理教育工作者可通过提高护理本科生主观幸福感,改善其自我领导力。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国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国民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国外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笔者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显著地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高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弱.样本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越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样本,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主观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构成以及样本的性别分布会影响二者之间的相关.为此,文章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需要理论解释.     

108例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为社区高血压患者的护理提供依据。方法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MUNSH)和社会支持感量表对社区102位高血压患者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状况进行调查。结果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为(33.53±9.46)分,其影响因素为婚姻状况和付费方式;社会支持总分为(36.48±6.63)分,其影响因素为性别、付费方式、文化程度;高血压患者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0.341,p=0.016)。结论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社区护士应通过各种不同的措施,增加患者的社会支持从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专业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对326名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专业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1)特殊教育专业师范女生在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奖赏型利他动机及利他动机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学习成绩不同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之间差异显著;(2)非独生子女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在移情型利他动机上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师范生;工作意向不同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之间差异显著;(3)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与专业认同呈显著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的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专业认同在其利他动机与主观幸福感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与人格特征、 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式的问卷法以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为测量工具对海南省7所高校的33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以考察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与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的关系。差异分析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且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四种人格类型中,多血质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抑郁质最低;且社会支持对不同人格类型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趋于一致。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性、内外向性和家庭外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更强的影响力;神经质性对主观幸福感只有直接的影响,而内外向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而且可以通过家庭外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     

中职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班级气氛研究

本研究以420名中职生为对象,考察其主观幸福感,以及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因素。运用回归分析等统计处理数据。结果发现:(1)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有显著相关,客观支持无显著相关;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具有预测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作用。(2)中职生的同学关系和学习负担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具有显著相关,其中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秩序和纪律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学习负担、竞争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同学关系可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竞争可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中职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班级气氛研究

本研究以420名中职生为对象,考察其主观幸福感,以及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因素。运用回归分析等统计处理数据。结果发现:(1)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有显著相关,客观支持无显著相关;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具有预测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作用。(2)中职生的同学关系和学习负担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具有显著相关,其中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秩序和纪律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学习负担、竞争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同学关系可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竞争可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检验了子女数量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回应"多子多福"的现实性,同时探讨了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子"比"无子"更"多福",但"多子"不一定"多福"。有子女的农村老人,无论是儿女双全,还是只有儿子或者只有女儿,都比没有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但是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对于有子女的农村老人,子女总数、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大程度上受到代际支持的影响,子女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均可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来看,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才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