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击”到“激活”——论海外汉学与晚清通俗小说研究热

［摘要］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晚清通俗小说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的输入在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围绕晚清通俗小说的“现代性”,厘清本土研究与海外汉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辨析转型时期在复杂的文化思潮背景下晚清通俗小说研究背后所隐匿的话语权力之争。     

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的“接合”——“青春中国”语境下湖南卫视新综艺的意指实践

湖南卫视新综艺的文化转型是以“青春中国”为基本语境,围绕电视“文化综艺”的话语体系而展开的视觉符号使用与意义生产实践。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接合实践。为了规避“泛娱乐”全民狂欢式的市场文化危机,湖南卫视新综艺善于激活、征用一系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公益、乡村振兴符号与“新综艺”话语之间的勾连,构建“弱娱乐、强价值”的“话语性场域”,以及“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互动式的接合关系。这种意指实践不仅增强新综艺“新主流”文化话语的价值赋能,重塑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激起人们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和文化共鸣,凝聚社会力量的共同信仰,重塑“想象的共同体”,而且通过与主流价值观相勾连的视觉修辞策略来强化节目的正当性,赋予新综艺改版行为一种合法的意义阐释。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阿凡提“话语”的土地情结和金钱意识——在多重交往中的“腹地效应”

阿凡提“话语”表现的良知和德行、勤劳和智慧、公平和正义等内涵,实际上是积淀于西域人生命最深层的一种无意识的“土地情结”演绎的精神特征;而其中描写的人性堕落和贪欲以及西域人对金钱的渴望和财富创造欲,又是“土地”结出的“另类之果”。不过,阿凡提“话语’’的金钱意识刻有阿拉伯商业文化的烙印,更与本土的沙漠文化、绿洲文化及中原文化融合而不断生成新质,形成了一种永不衰竭的“腹地效应”。     

亚文化视域下“腐败文化”治理透视

腐败顽疾屡治不止,激发了人们对腐败现象何以发生的多维探讨。其中,“腐败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深思。作为一种亚文化,“腐败文化”通过歪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主文化进行对抗、侵占主文化的思想阵地以及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内部的“传染”等方式,影响腐败行为的生成。进一步来讲,“腐败文化”是传统文化“价值异变”的产物,借助腐败话语等信息符号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扩散,以达到不断蚕食和破坏廉洁主文化的目的,最终引发人们对腐败的态度发生变化,促成腐败动机的生成,并催生腐败行为的实现。基于此,“腐败文化”的治理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腐败观念、腐败话语与腐败行为等多维度来优化“腐败文化”的防治路径,通过清除“贪”“奢”“惰”等腐败观念,整肃腐败“显话语”与“隐话语”,以及从严整治潜规则等措施,将清廉价值观念的形塑与反腐制度机制相结合,从而实现对“腐败文化”的有效治理。     

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新学”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赖以存在的思想价值根基,从而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正统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从其“新学”思想出发对通俗小说的肯定与提倡,为通俗小说地位的历史性提升与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扫清了障碍,从而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乃至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亭子间作家”与“封建小市民”的关系谈起——读《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有感

精英作家因市民阶层不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却对通俗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感到失望与焦躁,于是斥责这一读者群体为“封建小市民”。“小市民”这一颇为模糊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亭子间作家”与“小市民”产生隔阂有其深层原因。“为人生”与“为生活”虽仅一字之差,但却分出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读者群的不同需求。就文化的多元格局而言,这种“对峙”并非是“僵局”,反而因两者的“韧性”与“互补”显示了大都市的多样化和无穷魅力.     

近年来“元宇宙”文论话语的理论与实践

不同学科对“元宇宙”内涵的阐释存在较大差异。在“元宇宙”跨学科话语狂欢的总体背景下,“元宇宙”文论话语存在“形而上学化/去形而上学化”和“中国式理解/去中文语境化”的理解倾向。由于“元宇宙”是一个全新的、指向未来的概念,对“元宇宙”文艺中诸如“交互和沉浸”、“身体-主体”以及“‘元宇宙’叙事”等问题的阐释,只能调用既有理论资源,以“新瓶装旧酒”的“理论组装”方式展开。“元宇宙”文创在各地已进入落地阶段,总体存在数字文化资本暂未被有效运用、镜像生产僵硬、拟像狂欢又遮蔽文化价值传达等问题。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性别操演”中的身体问题

把“性别操演”理论中的“操演”误作“表演”,在于预置了一个自为的、自然的身体观。相反,“操演”体现的是建构的身体观,“操演”不是作为行为者的身体的自主择装,而是性别霸权话语在话语“再意指”中的重复性规训,其效应体现为与规范话语相符合的一系列身体风格。与建构的身体观相应,并不存在一个前话语的自然式身体,但巴特勒赋予“性别操演”中所具有的建构的能动性问题使其又不得不重新面对身体的物质性议题,即建构的能动性不在于德里达式“再意指”中的必然“变异”,而在于被否定同时又被保留在身体中的欲望的回返冲动;这一对欲望身体的援引,构成了巴特勒对自然身体观的悬置态度的再否定。由此,有关“性别操演”的诸多争议又以另一种形式延递到巴特勒对身体的解释中,这促使我们应重新思考身体的物质性及与此相关的“活现的身体”观的含义。     

“山寨文化”的后现代性指涉

凭借传统思维和话语解释，加剧了“山寨文化”的混沌。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山寨文化”不拘于形式，对“可能性”尽情演绎，其中蕴含着隐蔽的自由精神追求。“山寨文化”在思想和实践中为实现模仿的逻辑与行为从分裂状态走向一致性而努力。这种努力在指向对现代性决裂的同时又与现代性相偎依；在喧嚣中拥有广大从众基础的同时，又刺激了人们对其的消费欲望。     

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叙事行为的“用名”与文化身份的权力分析

人类的叙事行为是叙事者的意识形态的体现。马克思在论述物质生产的同时 ,创造性地阐明了作家的精神生产活动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其意义在于对这种精神生产行为的历史神圣性的颠覆 ,在于对这种精神生产活动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经济活动之间内在秩序的揭示。叙事行为即为话语生产行为 ,“用名”被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市场所决定 ,并由这个市场权力消费的特性决定其文化身份     

民国通俗小说：“俗”的壁垒与现代性的困扰

一民国通俗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长时间以来没有地位,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便处于被遮蔽、被排斥甚至被否定的境遇。但是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五四”新文学家们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在20世纪20年代却并     

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

在为少数或弱势群体争取文化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在构建一种更加宽容多元的文化结构中，“承认的政治”和“少数话语”两种理论立场和论述策略存在对话、互补和辩证的空间。对于弱势／少数族裔文学而言，认同与承认无疑是一场永恒持续的奋斗。实现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间真正的宽容、多元、平等和相互承认，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更积极的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需要进行不断的“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即是一部华裔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展开“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的发展史。     

“丧”文化对青年价值观的冲击与纾解——以“摆烂”话语为例

“摆烂”是丧文化话语的最新表现形式,是当代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折射。以“摆烂”“躺平”为代表的丧文化的流行,蕴含着青年对社会生存及个人发展的迷茫、困惑与不满,其实质是一种群体性的时代焦虑,是媒体驱使下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并给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发挥带来了挑战。为此,应当对以“摆烂”为代表的丧文化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与祛魅,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高地,引导学生树立奋斗幸福观和劳动幸福观,以奋斗精神绘就新时代的青春底色。     

老、庄消解性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无中生有”的意义建构方式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要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必须首先清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的老、庄首先创造了一种消解（或曰解构）性话语系统;老、庄在对语言文字（或曰文本）的消解性解读中,建立起了“得意忘言”的话语模式;在对自我（人类）的消解性解读（或曰阐释）中,形成了“忘物”“忘己”、超越生命羁绊的诗意人生境界。消解性解读,正是道家思想的意义生长点,也正是这种消解（或曰解构）,形成了道家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这种话语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青年话”的建构：党的理论教育青年化的路径优化——以“青马工程”为例

“青年话”是一种基于党的理论话语,适应青年时代背景、认知特点及语义习惯,能有效引导青年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的青年化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包括了话语内容、话语范式、话语表达等范畴,体现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主体话语地位,是党的理论教育实现青年化价值回归的一种优化路径。基于其时代性、参与性、叙事性的三重特征,在“青马工程”教育实践中优化党的理论教育青年化路径（即“青年话”的建构）可从三方面着手：话语内容从“固化”转为“活化”,话语范式从“独话”转为“对话”,话语表达从“说理”转为“叙事”,以提升党的理论教育的效能。     

网络“悦读”的合理性及其局限

在这个“阅读”变为“听读”“屏读”“微读”的“悦读”时代,有关读书的理论话语与传统方法纷纷失效。引领时代潮流的网络阅读经历了一场从“读书”变成“读屏”的媒介跃迁之后,成功地实现了从“阅读”到“越读”的范式革命,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从“苦读”到“酷读”的价值转向。传统文化语境中读书的“深思熟虑”,已渐变为网络文化背景下读屏的“养眼悦意”,阅读过程频频出现的华丽转身究竟具有何种合理性与必然性,它的下一次转身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面相,这些“转身”究竟又有什么文化意味和潜在危害,凡此种种都在急剧变化之中,对此,我们也许只能把思索交给历史,把答案交给未来。     

儿童：当代小说“性别书写”的另类例证

“儿童”既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话语方式。在当代小说的创作中,儿童也是小说家性别书写的一种方式。女作家通过书写儿童来找到一种消解的途径,来减轻文化、社会要求的角色所带来的心灵的重负;而男性作家更多地把“儿童”当成是一种叙事策略。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创伤性童年记忆”、“童年的文革显现”、“叙述视角(叙述者)”三个方面。     

“中”作为权力话语

从“中”到“中德”的一整套话语,因与上古时代协和万邦、亲睦九族的德治理想相适应,最终从一种政治智慧、政治抉择渐渐演为全社会的真理话语,但从根本上讲还是一种权力话语。它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有所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