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夷夏之辨

阐幽发微儒家“夷夏之辨”这一命题，揭示“夷夏之辨”的基本内容和实质，即夷夏之别的主要标志不在种族、地域的分布，而是以周礼为准，以文化高下而划分。     

儒家之礼与夷夏之辨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古代用以分别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礼尤为重视的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及男女之别,而这也正是夷夏之辨的主要内容。结合先秦儒家关于礼的论述以及《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我们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礼与夷狄的文化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凸对应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儒家的礼正是在夷夏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形成和发展的。进一步的探究更能发现,夷夏两种文化也有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离不开各民族的努力。     

从礼仪文化的角度看“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之中.佛教同儒道二教的矛盾冲突从佛教传入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宽容性、调和性,三教之间一般能够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因此,“夷夏之辨”就其本质而言,是文化问题.狭义的“夷夏之辨”的论争实质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主要是道教谁优谁劣的问题.     

夷夏之辨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三

夷夏之辨是传统的政治理念。19世纪末顽固派以此作为拒绝向西方学习的挡箭牌 ,对历史发展起着阻碍作用。20世纪初革命派以此为推翻清廷统治的思想武器 ,对历史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夷夏之辨 ,是决定近代中国政治思潮演变的主旋律 ,是全方位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术思想的主心骨     

夷夏之辨与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二

儒家的夷夏之辨,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肯定的是以夏变夷,它在历史上起到了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积极作用.到了近代,夷的对象与内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倭仁、徐桐、刘鸿锡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他们在经济上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在政治上是反对社会变革的保守者.他们承袭了儒家道德至上的价值观,持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抱着以夷变夏宗旨不变,以阻止近代中国变革的进一步发展.     

从诏书用词看唐廷对少数民族与河北藩镇的态度——兼论中唐时期的夷夏之辨与河朔胡化

在诏书的书写上,唐廷对于化外民族有着特殊的用词,但这些用词只是在涉及安史叛军的诏书中有所使用,而未见于涉及河北藩镇的诏书之中。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用词,基本不出唐廷对化内敌对政治势力的用词范围。这反映了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态度,是将其作为统一政府下的地方叛乱来对待和处理的,并未从文化层面对河北藩镇有所排斥。史料中存在的河朔胡化的言论,是中唐士大夫在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下,对河北藩镇产生的主观认识,并非完全基于对河北藩镇的客观了解。     

唐代文学中西北边疆的“塞”及其夷夏之辨

地理是中国古代区分夷夏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自先秦以来人们习惯以特定的地理区域来认识夷夏。唐代依然延续了先秦的传统,一方面以文化为核心来区分夷夏,另一方面不断变化的地理疆界也成了唐人感知夷夏文化重要的标准。在唐代的诗歌中,一些重要的塞成了时人感知夷夏文化的典型意象。西北边疆的一些地理文化之塞也常常成了文学书写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唐代文学家对西北之塞的地理文化感知,欲探讨唐人观念世界中的塞以及夷夏之辨。     

孟子夷夏辨的价值意味

孟子的“用夏变夷”常为“严夷夏之防”者所引证.无论从上下文结构与语境,还是从具体个案与整个文本出发,都可以看出“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之论断中的夷与夏是文明意味的概念.把孟子的夷夏辨视为民族认同的经典理据,实在是一桩孟学诠释史上的冤狱.     

韩愈辟佛的三种形态

韩愈辟佛有破有立,其有三种形态:一是根据交游僧侣品行才华的优劣,分别展开攻击与诱归还俗;二是在物质层面警告佞佛的后果极为严重,侵伐民力将导致亡国灭身;三是在理论上破释立儒,在夷夏之辨的基础上,认为儒家之道是保持人类社会繁衍发展之大道,而释氏之清净寂灭反可引诱人群之灭绝,并发明《大学》,重建道统.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两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赋役政策

作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初级阶段,两汉时期的中央政府在对少数民族赋役政策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以贡纳羁縻之、以兵役统率之、以赋税汉化之的特点。这为后世封建王朝处理此类问题提供了借鉴,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文章认为,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作用下发生变迁.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现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文化得到发展,土家族地区开发进程加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汉文化传播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土家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因为统治者的破坏而丢失,汉族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进入了土家族地区.     

汉族的家观念与少数民族——以蒙古族和瑶族为中心

本文从构成汉族社会结构的基本内涵——家的观念与实际为山发点,来看汉族社会有关家的体系的一套理念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从这一影响中,能进一步认识在汉文化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变迁,从中能更清楚地认识汉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本文选择作者在不同时期调查的两个受汉文化影响的民族社区——     

清代描写少数民族竹枝词述论

清代诗人以少数民族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大约有600首左右。其中所描写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台湾的高山族,西南地区的苗族、白族、土家族,西北地区的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东北地区的满族、鄂伦春族等。这些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竹枝词",不仅在乐府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昌盛,也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作用的。同时,这些《竹枝词》又表现出了两大特点,即一为鲜明而浓郁的民族性特色,一为融文学与史乘于一体的纪实性特征。     

元代甘宁青地区的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

元代是甘宁青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元王朝将该地区的西夏遗民以各种形式大量内迁促其融入汉族的同时,又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畏兀儿人、西域人迁入这一地区,使该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新格局。由于长期而密切的族际交往,该地区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新局面。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

元朝的统一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理学、史学、政治等领域,元代汉儒的民族思想从故国思绪和"夷夏之辨",逐步转向以务实态度承认元朝统治、认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平等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元代进步的民族思想在总结多民族历史、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中古文学（汉-唐）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中古文学 (汉—唐 )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 2 0 0 4年 8月 18日至 2 1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行。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当前中古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并进行了讨论与评议。内容涉及中古文学史研究 ,中古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文献文本、考证及辨伪研究等方面。会议为今后中古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