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乐处与天地境界——从“接着讲”看冯友兰的境界观

“孔颜乐处”是宋儒关于圣人境界的一种学说系统。冯友兰“接着”孔颜乐处开出了“天地境界”。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贡献。     

论孔颜之乐

“孔颜乐处”是古代儒家以安贫乐道和克己复礼为主要内容的仁学思想,逮及现代,人们将之理解为一种积极向上、前进不竭的“正能量”。它不仅对个人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而且对于通晓天地自然和谐之道,探寻人与人交流、沟通渠道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已逐渐成为一种各得其所的理想状态。探究“孔颜乐处”,即“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二程“孔颜乐处”观的生态智慧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一生醉心于"孔颜乐处"的研究。二程"孔颜乐处"理论中所包含的仁者之乐、循理之乐和万物同体之乐思想,体现出个体身心协调成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智慧。二程"孔颜乐处"观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丰富了中国古人的生态智慧,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它所体现出来的朴素的生态智慧,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孔颜乐处”的现代启示

宋初理学家周敦颐将儒家的最高境界概括为＂孔颜乐处＂,提倡的是超越物欲之乐、德性之乐、无私之乐、天人合一的自然自得之乐。重温＂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可以发现,在当今社会,要获得真正的快乐就必须有精神支柱、人生理想、道德信念和宁静心灵,这样才能走出物欲的奴役和内心的空虚,找到真正的自我和快乐的精神家园。     

儒家文艺伦理思想探析

儒家文艺精神不仅与政治伦理、社会规范和人格修养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儒家“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借鉴儒家的文艺伦理思想和实践手段来建立新的伦理学。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建立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它将自然之“天”人情化,又将人情形象化了,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模式,它以“生”为本,又以“乐”为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通常称之为“孔颜乐处”,它实是超道德的审美境界。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建立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它将自然之“天”人情化,又将人情形象化了,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模式,它以“生”为本,又以“乐”为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通常称之为“孔颜乐处”,它实是超道德的审美境界     

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新探

先秦儒学既已蕴含"孔颜乐处"的思想,然其后儒学内部并未深入讨论,周敦颐以其独特的理论探讨和为人风格,使得此一问题成为理学家的一个重要关切点和重要特征。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探讨涉及所乐何处、为何而乐、如何能乐等问题;而其理论来源不仅直接与儒家相关,且与佛道两家也有一定关系;其对宋明理学及理学家的精神追求、生活境界都有很大影响。     

薛瑄对理学宗旨的实践

在《薛瑄理学的宗旨》一文中(见《山西大学学报》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笔者曾经指出,薛瑄理学乃至整个理学的宗旨,就是追求孔颜乐处。薛瑄认为,这种理想的境界,人们只要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薛瑄本人是一个“实践之儒”(《明儒学     

“孔颜之乐”与高校德育的加减法

<正>《论语·述而》有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有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述而》有云：“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北宋周敦颐曾令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由此引发“孔颜乐处”的话题,为历代学者称道和研究。     

周敦颐的诗文观及其哲理意蕴

周敦颐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还是宋代理学诗创作范式的开创者,他对诗文非常推崇,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表达“曾点气象”,“文可以载道”,文道合一。周敦颐的诗作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流露着他所追求的“孔颜乐处”,蕴含着“主静无欲”的深刻哲理。周敦颐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濂洛风雅”之初澜。也是从周敦颐起,“理学诗”逐渐在宋代诗坛崭露头角。     

周敦颐的诗文观及其哲理意蕴

周敦颐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还是宋代理学诗创作范式的开创者,他对诗文非常推崇,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表达“曾点气象”,“文可以载道”,文道合一。周敦颐的诗作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流露着他所追求的“孔颜乐处”,蕴含着“主静无欲”的深刻哲理。周敦颐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濂洛风雅”之初澜。也是从周敦颐起,“理学诗”逐渐在宋代诗坛崭露头角。     

乐:理学美学的终极关怀

天人合一不仅是理学建构的终极目的,是理学范畴体系的完成,也是理学美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要达成的最佳境界,而这一境界主要是通过“乐”来体现的。理学家对“乐”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们一方面继承儒学前辈忧乐天下的精神,以大悲襟怀关注现实人生;另一方面又对“孔颜乐处”从本体论层次上加以阐释,从而为士大夫的理想审美人格找到了形上之终极依据。     

乐境--论周敦颐的"孔颜乐处"

周敦颐的孔颜乐处可以分为富贵之乐、处一为乐和参同为乐三个方面,并且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他的乐境。周敦颐的乐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诡谲的即”与孔颜乐处

"诡谲的即"是牟宗三圆善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创立这一概念旨在表达德福关系中既不同于综合又不同于分析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关系,而通过辩证关系所得到的幸福正是传统儒家孜孜以求的孔颜乐处.     

论程朱人格思想及其矛盾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格问题 ,致力于培养、造就、发扬和实现理想、高尚的人格。程朱等理学家在批判和吸收佛道理论成果的基础上 ,创立了理学 ,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人格理想。他们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入手 ,提出了“灭欲”、“存理”的“内圣”修养方法和“格物致知”的认识法及“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的人格实践。但其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 :即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矛盾 ;理想人格和“人欲”的矛盾 ;“内圣”与“外王”的矛盾。     

孔子之“乐”的论域、呈现及支撑

当代中国对生活持悲观焦虑情绪者众多,回望我国传统文化,孔子的积极乐观精神具有启发性,值得借鉴。孔子之“乐”属于“情”的范畴,儒家之“情”有两个维度：群体之情与个体之情,孔子对个体之情论述更多。“乐”是“情”落实到现实层面的外在表现,是个体的情感体验,呈现为道德情感(孔颜乐处)、审美与道德情感的融合(曾点气象)、日常生活之感性情感(无私忧、乐观)三部分。孔子乐观是因为有坚定信念的支撑,这种信念进一步细分为“志为君子”和“尽人事以待天命”。这样的信念在今天依然不过时,即使建立其中一条,也能支撑起人的乐观精神。     

论颜元与"孔颜乐处"

颜元迷恋于程朱理学长达8年之久,但具体内容学术界未曾提及.事实上,以"孔颜乐处"为切入点,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身体力行道德禁欲主义,是颜元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具体内容所在.颜元之所以能自成一家,创立颜学,是其敢于同以往崇信的对象决裂,并对此进行深入批判密切相关的.     

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

周敦颐及其《易》学在北宋时地位并不高,但后来在宋学系统中却被尊为“道学宗主”。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朱熹等人的推崇,而是由于周敦颐从根本上抓住了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这一宋学的问题意识,将《四书》所倡儒家伦理建立在《周易》的宇宙哲学基础上,成功地使《周易》的太极阴阳、天地合德、吉凶之几、知性智慧转向《四书》的“圣人之本”、“孔颜乐处”、“善恶之几”、德性修养,重新建构了以内在德性为本的天人合一之道。     

《论语》和《庄子》中的颜回与子贡

在《论语》里,颜回与子贡都接触到了“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为学之方和人生境界不同,颜回“尊德性”而子贡“道问学”。《庄子》全书抑子贡而扬颜回,对“性与天道”进行了深度阐释。在穷达生死的问题上,庄子肯定了孔颜乐处,但引入气化论而远离了儒家正命论。在人性和历史问题上,庄子反思了人类的异化,他重建人性的理想与儒家相似,但其人性预设及反性复情、无为而治的政治观与儒家的扩充四端说及伦理教化观又有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