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一审程序“混合式”构建之路径——从构造论“祛魅”到技术要素分析

对于刑事一审程序,依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立法逻辑,不再纠结于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因素的角力,而是努力谋求两种要素运行中的合力增效。混合主义是现代刑事诉讼立法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为实现两种要素的结合增效,立法者必须进行司法成本考量,并努力构建两种要素的诉讼协调机制。相对于文化嵌入问题而言,混合式审判模式中两种因素协调的配置技术始终应当是刑事诉讼法学首先要面对的前置问题。     

我国公诉案件庭前审查制度的重构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未达到立法的初始目的,使实现程序性审查,排除法官预断的立法意图完全失败,相反造成法官庭前扭曲性的预断。复印件移送制度使法官依然实行全面实体审查,庭审走过场,流于形式的积弊依然毫未触动。并未强化辩护职能,反而限制了被告方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复印件移送制度提高了诉讼成本,违背诉讼效益原则。根据世界刑事案件庭前审查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我国国情,应在未来建立"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审查制度。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法律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但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数目非常少,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鉴于此,本文就从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及完善对策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论诉审同一原则的标准 --兼论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模式

诉审同一原则,指的是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机关审判的对象必须与控诉机关起诉指控的对象保持同一,审判机关不能脱离控诉机关起诉指控的对象而另行审理和判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诉审同一原则,并未做出规定.对庭审阶段的罪名和法条的变更问题,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是含糊其辞,司法解释也语焉不详,以至于出现了诸如綦江虹桥案件问题.     

文件检验工作如何适应新的庭审制度

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开始实施。庭审制度改革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和审判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也为充分实现和展示文件检验鉴定结论的证据意义提供了更广阔的法律空间,同时为传统模式下的文件检验工作提出了挑战和考验。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笔者认为文件检验?..     

论拉兹的至善主义及其得失

正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反至善主义的”。虽然拉兹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举起至善主义的大旗,试图对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激进的解释,以探索一种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拉兹的政治哲学介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     

论中国民事诉讼模式—以中日比较为视角

透过比较研究中日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理论含义做出论述，针对当前我国围绕民事诉讼模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职权探知主义和辩论主义在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中的位置、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的区别、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现状、确定民事诉讼模式的根据等。最后提出结论：中国民事诉讼中有关人身关系的诉讼采用现有的职权探知主义；有关财产的诉讼，采用缓和的辩论主义。     

宗教和神秘主义的人类学根源

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类有时间意识和思考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人类意识到自己对运气的依赖。宗教证实了这种依赖的感觉。今天,建立在超越人类的人格性存在基础上的宗教信仰已不再可能。不同于宗教的是,神秘主义通过放弃自身的愿望寻找精神的宁静。神秘主义,正如其印度和中国模式所展现的那样,是独立于宗教信仰的,其根本特点在于放弃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一点将通过对道家的解释来阐明。     

西方新发展主义理论述评

新发展主义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的最新理论思潮。新发展主义的提出是对过去40年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主义的理论反拨 ,是西方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对发展研究领域的“理性”、“进步”等主流发展概念的文化批判。新发展主义倡导多元文化主义 ,要求尊重文化差异 ,主张发展中国家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类发展道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对刑事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的内容广、层次多,尤其使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工作面临了新的挑战。新刑事诉讼法对公民权利进行了全面保障,它要求侦查部门严格按照职责赋予的权力进行侦查,对侦查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同时也对我国刑侦工作的有序发展产生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在现阶段我国刑事犯罪高发的情势下,刑侦部门必须完善工作机制,转变侦查模式和理念,促进刑侦工作的专业化、信息化和有序化建设,切实提高办案能力和侦查水平,实现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刑侦工作的持续发展。     

论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改革

我国庭前审查程序没有能排除预断,也不利于庭审的准备和辩护权的保护.庭前审查程序功能在于防止公诉权的滥用和为审判作准备,审查范围限于性质较重的案件,审查模式有职权式与对抗制.我国庭前审查范围上限于重罪、功能上能分流案件、程序上有独立性并有利于庭审进行、审查方式为混合式,审查结果有救济机制.     

略论人民法院内部组织结构之改革

一、引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体所拥有的权利日趋丰富，社会交往的频率日益加快且范围越来越广，社会主体间的冲突也相应增加，因而人们呼唤法律的意识也越来越强。面对这种形势，人民法院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实现法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的，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原有的审判机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已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修定了《法官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人民法院内部也加大了改革尤其是庭审方式改革的力度，…     

再谈庭审中心主义

庭审中心主义对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独立审判,增强诉讼权威性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庭前准备不充分、当事人诉讼能力欠缺和法官释明不足等原因,导致庭审混乱、效果不佳。因此,应完善庭前准备程序,取消庭审阶段的划分,提高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从而保证诉讼的正当性。     

证人作证与证人证言制度的冷思考

证人不出庭现象是困扰我国庭审制度改革的一个难题。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少解决的思路和办法,总体来说,借鉴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模式和具体制度。解决证人不出庭以及深化证人证言制度改革,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遵循循序渐进、整体着眼、重点入手、先易后难原则,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证人证言制度。明确确定、审核、传唤必要证人出庭的职责,完善必要证人出庭的相关保障制度,重视庭前陈述的合理运用,通过在正式庭审前设立一个过渡程序,提高庭前陈述的可信性和可采性。     

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演变(下)——从日美产业结构调整磋商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经历了两个方面的模式转变:第一,在贸易摩擦的应对和处理方面,摆脱了以往重视双边磋商和达成妥协的作法,转向通过多边框架以法律途径解决争端的轨道;第二,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促进方面,从多边主义转向了区域主义和双边主义。本文主要探讨导致这一模式转变的原因、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促进势力和抵制势力以及抵制势力被克服的政策形成过程、两个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模式转变的稳定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展望日本今后的对外经济政策走向。     

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演变(上)——从日美产业结构调整磋商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经历了两个方面的模式转变:第一,在贸易摩擦的应对和处理方面,摆脱了以往重视双边磋商和达成妥协的作法,转向通过多边框架以法律途径解决争端的轨道;第二,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促进方面,从多边主义转向了区域主义和双边主义。本文主要探讨导致这一模式转变的原因、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促进势力和抵制势力以及抵制势力被克服的政策形成过程、两个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模式转变的稳定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展望日本今后的对外经济政策走向。     

沙夫的历史真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

张笑夷在《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撰文指出,沙夫强调,要解决认识客观性问题,首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地位。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既区别于机械反映论,又不同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能动反映论,是一种"客观能动主义"的认识关系模式。这种认识模式首先强调主体和客体都是客观的和真实的存在。那么,当我们承认这种客观实在性后,认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认识主体。也就是说,认识主体成了我们理解认识过程和认识客观性的关键。基于     

论我国物权变动立法中的二元化模式

我国物权变动立法应当采用二元化的模式。一元化的形式主义立法模式过分强调交易安全,忽略了交易效率;过分强调公示,从而抹杀了当事人间不必公示的交换利益。意思主义的价值在于有利于促成财产的流转,实现交易便捷和高效率。二元化模式是我国物权立法对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平行继受的结果,它有利于发挥意思主义的优势以克服形式主义的局限性。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

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开创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历史,其相关规定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该程序的部分规定具有较强的行政化意味,背离了诉讼化的方向。精神病人当然地享有诉讼权利,且应更加充分地受到保护,行政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精神病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并无益处,只有诉讼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才能更好地保障精神病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化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必然选择。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可以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提起、庭审程序、救济程序、终止程序等方面进行。     

欧美大都市区治理:从传统区域主义走向新区域主义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如何有效治理大都市区的政府碎片化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过程中,传统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是两种重要的治理思潮,并在政府跨界治理决策和政府体制改革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探讨了传统区域主义思想的内涵,新区域主义的起因、主要特征及其治理实践响应、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认为尽管新区域主义受到一定的青睐,其发展前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中国在具体的治理模式选择中,既要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大都市区治理理论的精髓,又要注重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改造,构建多样多层跨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