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商人演进的近斯趋势及其发展前景

本文认为,农民经纪人队伍的扩大、从经销商到企业家、从地域性商人到网上商人的崛起、从内商到外商、从勤商到儒商、行商与坐商的有效结合是我国商人的近期演进趋势;并对其发展前景做了理论上的概括.     

现代＂儒商＂特征四议

在中国,＂儒商＂显然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儒＂的要义,首先不在一般的文化层面,而应在较高的思想层面。然而,用＂亦商亦儒＂作为＂儒商＂的衡量标准,显然有＂求全责备＂之嫌。＂儒商＂应该是指具有儒素的商人。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以产生＂儒商＂。在现代社会,＂儒商＂有新的时代特征。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是考量商人（企业家）是不是＂儒商＂的两个硬标准。     

浅析扬州儒商文化旅游开发

扬州经历了汉代、隋唐、清前期三度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促进文化的繁荣。扬州自古存在浓郁的人文氛围,国际国内的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兴盛,至明清时期以盐业为主的商业经济支撑扬州的学术文化,学术文化又哺育了扬州的商业经济,拥有雄厚资本的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经商过程中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诚信经营,营造儒雅本分的社会形象,同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形成儒商群体,造就扬州丰富的儒商文化旅游资源。儒商文化旅游资源具体有商业文化、住宅园林、学派书院、扬州八怪、年节礼仪、典故传奇等。如今扬州对儒商文化旅游的开发还远远没有完备,既需要对扬州已开展的盐商文化旅游进行儒商文化旅游的高规格提升,又需要在旅游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播儒商文化。开发扬州儒商文化旅游的初步设想有:组合扬州儒商文化主题旅游的线路,举办全国性儒商主题大会或国际儒商文化节,开展儒商住宅休闲游,建设展示"儒商文化"古今成就的专门场馆等。     

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儒商的兴起及其现代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自由商人在此时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这支自由商人队伍主要由儒商组成，他们以其特有的素质和经商才能作用于当时的历史时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我们今天以新的启示。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这就是中西方商人精神的差异之处     

明清陕西商人"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初探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面临诸多的经营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他们创造性地形成了"合伙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取得了经营500余年的成功.这种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企业制度,比西方早了300年.研究和继承这份遗产,不仅对于把握陕商的历史运动规律,而且对于促进企业制度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前期官商研究

清代前期,在社会经济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少,而官商问题,就是其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就它的活动情形、特点及其作用,作一些初步研讨。清代官商,有官衙以巨资经商或开当放债;有皇室、藩王、贵戚、官僚筹兼商;有兼任职官或兼虚衔的商人经商.诸凡官兼商,商兼官,利用政治权力或倚仗政治权力而进行商业活动者,都应目之为官商,属于这个问题的研讨范围.     

传统商人文化传承与我国质量立法

振兴我国的质量事业,必须借助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商人文化资源。我国传统商人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清除奸商文化,将良贾文化（或儒商文化）弘扬光大是我国商人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但不难发现,目前事与愿违,当下中国奸商文化盛行,而良贾文化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承与弘扬。这种状况是与我国当前质量立法的诸多缺陷分不开的,为了摆脱商人文化传承上的尴尬,更好地弘扬良贾文化,未来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一方面通过法律的激励措施加强对良贾文化的正面引导,允许儒商团体开展儒商认证,赋予儒商相应的法律优待,使其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从而形成4~J,J,-争当良商的局面;另一方面完善相关质量立法,用法律的手段去防御和打击奸商,使人人不敢为奸、不能为奸、不愿为奸。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儒商与企业伦理

商品经济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工具理性高于价值理性,见利忘义导致商业伦理败坏,造成种种社会的不幸事件。本文先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之本质作扼要引述,强调杰出的企业取决于企业的精神文化,文中追溯先秦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特别论及荀子重视合乎公义的职能分工及报酬正义。强调社会的和谐和共同幸福。在儒学精神传统影响下,历史上出现了儒商典范,本文以安徽儒商为范例。他们在企业伦理中,建立做人应该"忠厚积善"经商应该"诚信交人"的共同原则。接着,本文也标榜了当代的儒商风采,介绍了两岸儒商如何本着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创造了一流的企业以及尽善了对社会的责任。     

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

明清之际,陕西商人走南闯北,创造了辉煌的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历史.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自身特色的经营理念,即注重质量管理、产销结合、改革创新和品牌意识.研究陕西商帮成功的经验,可为重振陕商雄风、发展陕西的市场经济提供很好的历史借鉴.     

商人、商团与商业投机——日伪统治时期的南京为个案

沦陷时期南京商人为主导、商团幕后支持的货物囤积、黑市交易、走私贸易、反限价斗争等投机行为,实质为南京商业界与日伪争夺战略物资和自由贸易控制权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对保卫沦陷区人民财产安全和维持民族商业正常运转功不可没,且从不同层面冲击了日伪物资统制体系,加速了其经济基础崩溃的步伐.所以抗日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全民动员,未沦为汉奸和屈服殖民统治淫威的中国人,都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论儒商

儒家文化培养和造就了我国一代代的儒商 ,历代儒商巨子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高文化品位、智勇合一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商业运用中 ,他们自觉以“义”驭利 ,道德和经济合一 ,而使事业获得成功 ;经营则以诚信为本 ,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 ,而使利润稳步上升 ;他们重视人的修养、人的素质和人伦关系 ,以“仁”为终极目标 ,采取各种形式回报社会而使其人生价值得以实现     

论造就现代儒商

儒商是指具有传统人文美德及良好专业素质与经营智慧的商人。造就大批现代儒商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造就现代儒商必须从铸造儒商之魂、涵养儒商之德、勤积儒商之智、广拓儒商之能等方面去努力。     

"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商贸活动的持续性探讨

近代历史上,白族、纳西族、藏族等民族商人是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商帮,今天许多其他商帮已经在该区域销声匿迹,而白族商人作为一支劲旅依然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许多白族村寨凭借商贸活动走上了致富之路.白族商人为什么能够持续根植于"藏彝走廊"地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越商与资本主义精神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成长起来的越商,其因根植于越地传统文化和越地制度变迁、经济转轨过程而呈现的品质特征,内在地包含了西方经济学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因而,塑造越商的品格,应立足现实,注重吸收合理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对新时期的越商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从徽商的消费形态看传统社会商人的历史命运

明清时期的徽州盐商,在流通领域赚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但在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在政府超经济干预的环境下,把利润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封建性的畸形消费。     

略论徽商的兴起

本文探讨了徽商的兴起和发展的多方面的原因。客观上 ,农业资源的局限和人口的大量内迁所导致的生存压力使徽商不得不走向经商的道路 ,同时 ,徽州地域水利和山林资源的便利也为徽州人走向商业之途提供了可能 ,在儒学气氛的熏陶下和儒学传统开始走向松动和式微、新的思想破土而出的社会环境里 ,徽商巧妙地利用和整合了传统文化资源和新的文化资源 ,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