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罪的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程序意义上的刑讯逼供行为,二是指实体意义上的刑讯逼供罪。目前,中国对于前者规定了详细的证明责任分配,而对于后者则规定得不是很科学合理,成为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因素。因此,必须对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证明责任分配给控方或者公安司法机关,以期遏制刑讯逼供,保障司法公正。     

试论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及对策

主观主义是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 ;人权观念淡漠是存在刑讯逼供的根本原因 ;法律制度不健全为刑讯逼供提供了客观环境 ;司法人员缺少应有的职业道德 ,业务素质低下是刑讯逼供发生的直接原因。我国要彻底铲除刑讯逼供 ,必须尽快采取以下应对策略 :完善立法 ,建立制度保障 ;彻底铲除主观主义和封建诉讼意识 ,树立现代诉讼观念 ;提高司法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 ,优化司法队伍。     

论孙中山废除刑讯逼供制度的现代价值

刑讯逼供是我国古老的司法传统,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审讯手段对于侦破案件有一定的帮助。虽然历代都有人对于刑讯逼供的残酷性提出批评,只有孙中山是第一个以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命令废除刑讯逼供制度的,这对于进一步发展民主与法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由于孙中山过早地辞去了领导职务。没有将废除刑讯逼供制度用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没有提出取代刑讯逼供的相关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也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对官员及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使得废除刑讯逼供制度的工作出现反复。彻底废除刑讯逼供制度,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之驳论

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是解决刑讯逼供问题的一个热门方案。但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存在诸多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应当确立刑讯逼供的"他律性"制约机制。     

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路径之回顾与前瞻

通过系统梳理1979年以来公安部发布的有关遏制刑讯逼供的规范性文件,既可以回顾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路径,又可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为公安机关更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探寻新的路径。在遏制刑讯逼供问题上,我国公安机关最高主管部门作出了积极而持续的努力,但是其仍然有广阔的作为空间,未来公安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切实成效,仍有赖于其作为力度之大小。     

对刑讯逼供的反思

刑讯逼供在我国存在千年之久 ,但是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人权。为了保护人权以及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迫切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规制刑讯逼供的域外法视角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说明我国现行制度对刑讯逼供的规制已经失灵。遏制我国刑讯逼供的正确途径是突破现有制度的藩篱,借鉴域外的法治经验,从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制裁三方面构建全面彻底的刑讯逼供规制体系。     

在人权保障视野下重构刑讯逼供罪法律特征

在人权保护视野下,传统刑法理论关于刑讯逼供罪的法律特征存在明显缺陷,必须加以重构:刑讯逼供罪侵犯的客体应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刑讯逼供故意“致人伤残、死亡的”,应作为刑讯逼供罪的加重结果,按刑讯逼供罪处罚,而不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应是具有刑事案件侦查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刑讯逼供中过失致人伤残或者死亡的,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即过失重伤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     

刑讯逼供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笔者通过调查研究,找到了刑讯逼供的特点及其成因,提出了治疗刑讯逼供这一顽症的六条对策.     

我国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刑讯逼供是一种暴力取证的方法,被我国政府明文禁止,但刑讯逼供现象仍屡屡发生.文章首先从历史、制度、司法技术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只有改变司法人员的思维模式,加强监督,赋予嫌疑人沉默权,确立非法证据除外原则,实行悬案搁置制度等措施,才能消除刑讯逼供现象.     

刑讯逼供事实举证责任的理论探讨——由“李庄案”引发的思考

刑事诉讼程序中,由控方承担刑讯逼供事实的举证责任,是由举证条件和能力、控方程序上的合法义务、证据合法性等多方面决定的。明确和完善刑讯逼供事实的举证责任问题,不仅有利于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而且有利于遏制被告在诉讼程序中以刑讯逼供为由任意翻供的现象。     

刑讯逼供与我国刑诉证据制度的完善

近来媒体披露的几则由司法机关公职人员刑讯逼供酿成的重大错案.引来国人一番议论。其实百姓对司法系统内的刑讯逼供早有议论,多有微词。最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十六条”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五个”严禁中,都有严禁刑讯逼供一条,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严禁刑讯逼供之举是顺乎了民意,合乎依法治国之方略。对刑讯逼供为何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固疾以及如何根除这个固疾,笔者以为有再作一番探讨之必要。     

民国时期的刑讯逼供治理

民国时期,政府三令五申,明确了废除刑讯逼供的基本方针。在具体措施层面：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自白排除规则,试图在诉讼内规范司法官员获取被告口供的方法,并遏制司法官员刑讯逼供的动机;呈诉机制为受刑讯者提供了获取诉讼外救济的机会,也使政府有了获知刑讯事件的途径;追究刑讯逼供者的法律责任,不仅使违法官员受到了制裁,也有利于威慑其他官员使其不敢使用刑讯。民国时期的刑讯逼供治理就是通过这三种途径来实施的。     

刑讯逼供的法律分析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禁止的一种非法取证行为,但法律的规定不等于司法的现实。该文从立法对策的角度对遏制刑讯逼供提出了见解:完善刑讯逼供罪犯罪构成;增强辩护方与控诉方抗衡能力;建立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刑事法律机制。     

转化犯亦或加重犯？——论刑讯逼供的罪质演进

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的转化犯,对转化犯的界定应当立足于法律规定。转化犯具有罪过的升级性、行为的一体性以及定罪量刑的法定性等特征。刑讯逼供行为人主观上多是为了获取口供,罪质不转化的可能性客观上大量存在。实践中,刑讯逼供手段极其恶劣,危害结果也呈多样性,“致人伤残、死亡”作为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行为的后果不具典型性。对刑讯逼供罪宜选用加重犯立法模式。     

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

刑讯逼供问题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大顽疾,多年来对其的遏制与预防一直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主要背景,从刑讯逼供的含义、特征及其危害,新刑诉法在遏制刑讯逼供上的改革与突破,对新刑诉法所确立的遏制刑讯逼供相关制度的评价与反思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与评析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与防范,力图在构建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途径与制度体系上表达自己的见解。     

略论刑讯逼供的成因及矫治

刑讯逼供深为人恶 ,但屡禁不止。本文从多角度多层次剖析刑讯逼供的成因。以我国实情为基点 ,结合国际通常作法 ,作者提出以彻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为核心的综合矫治策略 ,期冀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     

也谈对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建构和谐社会向度下的思考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依良法而治更是实现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刑讯逼供行为古已有之,且大有屡禁不止的趋势。造成刑讯逼供行为泛滥的原因林林总总,但是与刑事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无关系。以侦查程序构造为视角,分析侦查程序构造的缺陷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通过对侦查程序构造的重构来实现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     

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

在中国刑讯逼供已存在很久，对于该问题的严重性很多人都进行过探讨，我国立法上也严禁刑讯逼供。然而，刑讯逼供依然屡禁不止。究竞是什么原因使侦查人员敢冒风险去实施刑讯逼供呢？我们又如何有效防治它呢？从法律心理学的视角看，侦查定势、思维和再现的缺陷、消极的情绪等因素是导致刑讯逼供的不可忽视的原因。针时这些原因，可以尝试从法律和心理学方面给予解决。     

刑讯逼供原因分析及防范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一种恶劣的审讯方法。我国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是层出不穷,本文试用对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成熟的做法,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