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解歧——兼与肖泰芳诸同志商榷

《郑伯克段于鄢》作为《左传》名篇,历来为众多的古文注家所瞩目,但对其中的一些重要词语却始终未能给与确切的解释。肖泰芳诸同志在《古代汉语札记》(载《山西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一文里对其中的八条词语作了新的解释,颇能给人以启发,但亦似乎不无商榷之处。除“无生民心”一条彼此理解相近而外,笔者拟就肖文选释的其余七条词语从《左传》语言整体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专家同好。     

从《郑伯克段于鄢》谈对郑伯的评价

《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的首篇。对郑伯,似乎早有定评,但历来评价不同。其中,肯定郑伯者少,否定郑伯者居多。《古代汉语》认为《郑伯克段于鄢》“表现了郑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以及郑庄公的阴险毒辣和虚伪。”(王力主编·上册·第一分册·8页)《古代散文选》认为:郑庄公同姜氏和共叔段之争是“骨肉相残”。“写郑庄公与共叔段的     

再谈鲁迅的《无题(洞庭”)》诗——与宋谋玚同志商榷

宋谋玚同志在《山西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发表的《鲁迅<无题(“洞庭”)>与会见陈赓一事的关系》一文中,批评我在《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4期上发表的《杨开慧同志的就义和鲁迅的几首诗》“是牵强附会的”,“是不妥当的”。但我细读了宋文后,觉得我把这首诗解释为沉痛悼念杨开慧等广大革命烈士,愤怒控诉国民党新     

试谈“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与朱恩彬同志商椎

朱恩彬同志在《“人化的自然”与美》(载《山东师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以下简称“朱文”)一文中,对拙作(《略论“共同美”》(载《文艺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提出了批评。对此,我表示欢迎。然而,在“美的本质是什么”尚未彻底弄清之前,过早地将美学上的“主客观统一说”斥之为主观唯心主义而加以挞伐,这未免失之轻率。诚然,“朱文”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就其全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注释疑义再讨论——与赵克勤、许嘉璐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发表了赵克勤、许嘉璐二位同志的《谈<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文选的注释原则——兼答薛正兴同志》一文(以下简称为“赵许文”),这主要是针对笔者《<古代汉语>注释疑义讨论》(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所提出的若干问题,以及笔者文中未曾提及而是“有一些读者或专家提出过”的问题,开展讨论,以期说明《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文选的注释原则。读了赵许     

再谈《横江词》的写作年代——兼答何庆善同志

《横江词》是李白很重要的一组诗。我在《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一文中,对“横江”地点及诗的写作年代作了探讨。后来,何庆善同志针对拙文写了《谈〈横江词〉的写作背景——兼与李协民同志商榷》(载《郑州大学学报》82年第一期,以下简称“何文”),同意拙文关于“横江”地点的论述,但却认为前人黄锡     

再论意识的能动性

在《意识能动性刍议》(载《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刍议》)一文中,我认为“能动地反映世界”不是意识的能动性。倪志昂和隋军同志在《能动反映世界不是意识的能动性吗?》(载《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6期。以下简称“倪文”)一文中,对拙作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细读“倪文”,觉得其中不乏合理之处,但所提出的一些主要反对意见似难以成立。笔者就此谈点粗浅的认识,以就教于倪志昂和隋军同志。     

阴险虚伪还是大度真诚——《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庄公形象之我见

对《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郑庄公形象的评价,传统的观点以及现行教材均持否定态度。我以为这种评价是非科学非历史的,拟作如下商讨。     

再谈“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概念——与刘德福同志商榷

读了刘德福同志发表在《山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上的文章《也谈‘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概念》(以下简称刘文),很受启发。现在又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写在这里,以就教于同志们。刘文认为,为了弄清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涵义,必须“联系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作历史的考察”。我们完全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先看看刘文所作的“历史的考察”。     

再论民族法调整对象——答毛为民、周春梅同志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发表拙文《论民族法调整对象》后,毛为民、周春梅同志撰写了《民族法调整对象新探——兼与吴宗金同志商榷》的文章(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以下简称“毛周文”)。现仅就毛周文提出的几个问题做如下回答和辩正。     

历史解释与历史重演——重塑《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的形象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叙述文本,讲述了庄公兄弟二人为王位而反目成仇的过程。《左传》评价"兄不友、弟不恭"的伦常失序是事件的起因。后世评论多以此为据,而忽视兄弟二人的母亲武姜的政治力量。清华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塑造出颇具政治谋略的武姜,综合《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叙述,借助历史重演解释理论分析可知,她与庄公多年秘而不宣的政治角力,是郑伯克段叙述中的内隐的政治背景。庄公借助边父、祭仲等人的长久筹谋,因势利导,驱逐共叔段、拘禁武姜,避免郑国内乱,为国家兴盛谋求发展空间,但他养骄长恶,一贯以满足个体私欲来豢养王室及其近属,为郑国埋下内乱的祸根。     

《古代汉语》教学札记

王力教授主编之《古代汉语》于海内外颇具影响。笔者使用此书于训释异同略有所及,兹不揣谫陋,借学报一隅,求正于诸家。一、《郑伯克段于鄢》:“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课本p.10.下省“课本”二字)注[1](p.11):“完,修葺,指修城。聚,指聚集百姓。”案:完聚、缮甲兵、具卒乘,皆为动     

我对《老子》的看法——答韩强同志

我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上发表了《老子不是唯心论》的文章,引起了韩强同志对我的批评(见1981年第3期)。我认为相互批评,对于促进认识和解决问题都有好处,所以,我对批评是欢迎的。不过,我写那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认为了解古代哲学单靠注释训话是不够的,还需     

“凤德”辨析——与刘亮同志商榷

《宝鸡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载刘亮同志《“凤德”考》一文,提出“凤德”作为一种比喻始于西周,这是很有见地的。但作者认为“德凤”源于文王,用指周德则是很成问题的。至于什么是“凤德”,刘文也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凤德不是王德而是士大夫德刘亮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刘文”)开始时指出,凤德“旧时多喻士大夫的德行名望。”但刘文置“旧时多指”于不顾,另作新解,说凤德是“周德”,是“文王之德”。就是说.凤德是王德而不是士大夫之德。作者引用《诗·大雅·卷阿》,认为《卷阿》中的凤凰比喻周天子,“凤凰就是周天子的象征”。作者对《卷阿的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卷阿》十章,章章言贤士君子来游王所。其主题,不是如刘文所说     

关于殷墟发现夏文化与几篇殷金考释的问题——评骆宾基同志《关于夏禹婚宴礼器出土于殷墟的报告》

阅读骆宾基同志《关于夏禹婚宴礼器出土于殷墟的报告》(以下简称骆文,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2期)谨把读后感与探讨所得写出来,向骆宾基同志商榷。     

也谈如何理解货币流通量规律——与夏慧玲同志商榷

夏慧玲同志在题为《相对剩余价值和货币流通量规律之我见》(以下简称《夏文》,《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一文中,对姚正学同志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的题为《对货币流通量规律补充公式的质疑》(以下简称《姚文》)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看后,在某些问题上颇受启发,但同时感到《夏文》的基本观点似难成立。     

非商品化消费比重会逐步提高吗?——与刘志凡同志商榷

现代经济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要发展商品经济,人们生活消费必须走向商品化、社会化。但是,刘志凡同志在《略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价格竞争》(载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文)一文中,却认为“在物质产品消费中,……非商品化部分的消费比重逐步提高。”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矛盾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不妥的,因而很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     

也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同仇振中同志商榷

仇振中同志在《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载《山东师院学报》七八年第六期,下简称仇文)中认为,《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册把“大司马固”注为“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是不当的。”为了否定《集解》的注释(晋杜预注),仇文列举了四点理由。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队为杜注是可信的,提出来与仇振中同志商榷,并请同志们指正。     

“女书”系文字先秦流传地域辩正

“女书”系文字先秦流传地域辩正晋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３年第６期发表了容嗣佑同志的《名涉多科实属臆说》（以下简称“容文”）一文，该文对同刊１９９３年第３期发表的李裕同志和谢志民同志的两篇文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于容嗣佑的文章所持的论点...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答黄瑞云先生

<正> 《安徽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黄瑞云先生的《司马迁生年考》一文,对拙著《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见《兰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考辩》)有关生年部份提出质疑。读了黄先生的文章,对我有所启发,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将拙见陈述于后,请黄先生和学术界同志批评指正。一考查司马迁的生年,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唐人的两条注释。据张守节《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从太初元年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应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