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京师之行、交游雅集及著述考述

晚清名士王闿运曾先后四次至京城,其中两次在其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其他两次通过诗文集、年谱和他人日记可以考知。通过对王闿运四次京师之行、交游及宴集的考证和梳理,可以发现,每次北上的背景、缘由,在京师逗留期间的交游宴集对象及著述内容,都对王闿运的文学活动有一定作用和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凸显"京城"对晚清士人的向心力和文化意蕴。     

名士与名妓——《花月痕》与《青楼梦》中的情性交流

晚清小说《花月痕》与《青楼梦》被称为＂狭邪小说＂,其内容主要描写了士人与妓女之间的交往和情感。从而展现了晚清时代士人的宦海沉浮,以及士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生命与爱情的珍重。表面的狎妓,其实包涵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姚燮与晚清浙东藏书文化

晚清宁波学者姚燮,以大梅山馆藏书驰名学林,在晚清藏书史中独树一帜。其藏书是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反映了普通士人与百姓的文化崇尚。姚燮的藏书思想已经走出了乾嘉时期“佞宋嗜古”的鉴藏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浙东士人藏书从“尊赏鉴”到“重藏读”的社会文化转向。     

潘乃光及其《榕阴草堂诗草》研究

在文学史上,潘乃光尽管没有作出任何轰轰烈烈的功绩,但是他曾经站在历史前台亲身经历见证了近代中国诸多的苦难与沧桑。其诗歌不仅揭示了晚清幕府士人的生存困境,同时也对时代的灾难、民族的危机予以深切关怀,为近代诗坛增添了一抹悲壮的色彩。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中西学战与晚清士人边缘化略论

士在传统社会为四民之首。西潮冲击下,晚清士人为御侮求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学战,最终却走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不能为用的困境。从思想史的社会学意义上讲,学战是晚清士人再造新的社会中心的努力,但随着学战的失败,却促成了士阶层自身的边缘化。     

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新学”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赖以存在的思想价值根基,从而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正统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从其“新学”思想出发对通俗小说的肯定与提倡,为通俗小说地位的历史性提升与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扫清了障碍,从而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乃至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论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学现代性

受西方线性发展史观的影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将中国文学现代性“五四起源”合法化,缺乏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翻译进行多维度分析.基于对线性史观的解构性反思,深入考究晚清小说翻译文学体裁、文学主题、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而系统分析晚清小说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发现晚清小说翻译在“前现代”语境中已经具备了诸多现代性特征,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意义匪浅.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由传统中发现新变——“今文学”与晚清诗学演变之关联考察

"今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对晚清诗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不仅具有一般学术法则对诗学发展的规约性,而且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决定了晚清诗学的发展演变。从发生学上来讲,"今文学"的兴盛与晚清诗学的演变往往表现出同构对应、共振同行的关系。晚清诗学演变在诗学生态、诗学主体、诗学行为、诗学接受、诗学价值等层面都与"今文学"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且,晚清相关诗学家与诗派的诗学演变也体现出与"今文学"发展较为相似的对应性进程。     

从《我的母亲》看科举制度下的士习与民风

著名文学传记《我的母亲》 ,记载传主一家的生活状况 ,表现了晚清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当时的社会风气 ,为研究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明清陈埭回族丁氏家族符号演变与文学独异性探析

明清泉州陈埭回族丁氏家族伴随着科场上的频频折桂,家族性质也从重商的乡绅之家渐渐发展成为重文的士绅望族,拥有了具有家族特色的庞大文学梯队。中晚明至清初,自八世丁仪到十三世丁炜、丁兄弟,丁氏家族六代十余人皆有诗文流传,丁炜、丁兄弟二人更是文名远扬。清代中晚期,丁氏族人丁廷兰组织的具有浓厚文学色彩的社团鹏霄榭为家族文学的延续开启了新的模式。陈埭丁氏家族文学创作不仅绵延二百多年,而且有着自己的独异性：紧随文坛风尚,崇尚冲和平淡、清新自然的诗风,文学体裁多样化,凸形与线形发展轨迹并存。     

论王德威文学史观中的现代性问题——基于对《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再解读

王德威评论晚清文学时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备受学界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内涵,极具启发意义。然而,王德威此论在破除线性时间观念、采用一种福柯式的空间化的历史考察方式上不免有失当之处。在呈现晚清的“众声喧哗”时,过多地停留在美学的领域中,忽视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且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带有一种隐含的西方标准。     

清末民初社会思潮与侦探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积贫积弱祖国的担忧和对于封建政府的不满,发出了求新求变的呐喊。他们寻找的突破口之一就是文学。通过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寻找救国救民之路。通过翻译进而模仿创作的侦探文学作品,与当时解放思想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民国寒士沈煦及新发现的《八九鸣》抄本

为青岛即墨周至元先生及其后人所保存的《八九鸣》手抄本,主体部分为诗歌,另有少量词和文。抄本作者,曾被误认为是周至元。但综合周至元《崂山志》、蓝水《崂山古今谈》选诗及《八九鸣》中作品看,该抄本作者应为由清入民的寒士沈煦。由于史料缺失,沈煦生平多已汨没无闻,大致可以考知,他擅诗能文,一生潦倒困顿,晚年来到即墨,长期借住佛寺,以授徒维持生计,颇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八九鸣》不仅记录了一个末世底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青岛近代以来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青岛文化,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以生为本——苏青文学作品中对日常生活描写的意义

苏青,现代著名女作家。她以一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轰动了40年代的上海滩文坛。她以其大胆的笔触,书写都市饮食男女日常生活之事,因而很受市民的欢迎。本文试图在沦陷区文学这个大背景下,从以生为本这个写作价值取向层面出发,去研究苏青的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日常生活体现的世俗性的内在文化涵义,从而肯定苏青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方以智与桐城泽社考论

方以智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大学者之一,成就卓著。他早年于家乡桐城曾结泽社,具有文人社团性质,但今人对此知之不多。泽社之成立不迟于崇祯元年(1628年),方以智与社友课读其间以应举业,并进行文学活动,长达七年之久;泽社的社课为方以智的文学及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泽社为明代文人结社的缩影。     

论汪景祺及其《西征随笔》

清人汪景祺,学识渊博,素有志于世,晚年投奔年羹尧,随其西征,据途中见闻,撰成《读书堂西征随笔》一书。作为清代笔记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如实记载了清前期西北战事、吏治、官员品格为人等相关事宜,为后世研究清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此书为汪氏亲历之作,在展现其文学造诣外,更多的是他仁政的治世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此点历来为学者所忽视。     

女性的抒写与企望──商景兰的文学活动与女性意识

明末清初女诗人商景兰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除了与祁彪佳才子佳人式的幸福婚姻之外,其一生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即是创立了以她为中心的女性诗歌创作群。她通过诗歌吟咏人生,抒写情志,在家族男女之间相互唱和。商景兰的文学追求无疑更增强了她的人生价值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她的女性自我意识,提升了她的人生境界,其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及文学追求,使她能够在才女如林的明清女诗人中占得重要一席,亦可为我们研究明末清初女性文学活动提供个案的观察视角。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