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贫民亡入匈奴地区谋求生存

中原贫民违反汉禁亡入匈奴地区者大量存在,虽有严刑峻法障塞哨卡亦不能完全阻断。出塞攻略匈奴的中原将士多留没不还,其子孙亲戚仍在中原而生活贫困者都愿意亡出塞外去谋求生存。中原农民赋役负担过于繁重:力役兵徭苛捐杂税几十倍于古,产子3岁须出口钱,连续23年的大面积严重黄河水患及皇帝官吏的无度奢靡敲骨吸髓,致使他们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不少人因饥寒冻饿而死,或至人相食。破产农民流亡就食他乡被诬指为盗贼,并以军兴之法无情镇压。匈奴地区的管理相对宽松。匈奴中有不少来自中原的“秦人”。     

匈奴风俗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代表匈奴文化特色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集中出土于原匈奴驻牧的“河南地、新秦中”外,还广泛存在于今华北、西北、江苏、四川,甚至广东、广西地区。匈奴文化特色浓郁的饰牌、短剑亦被中原人使用和喜爱。游牧社会用人字形纹饰刻写动物身躯或装饰器物的表现手法,也被中原人借用。中原居民长襦博带的服装式样,因受胡人服饰文化影响改成上衣下裤。匈奴风俗文化强烈地影响了中原。中华文化多元一统。匈奴人民与中原人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明。     

中原人口逃入匈奴及其受到信任使用

匈奴社会的管理比中原地区宽松,无以为生的中原贫民、留没匈奴之中原将士的亲属以及边民、奴婢等甘愿冒极大风险逃亡出塞,为的是去谋求生存.虽有障塞哨卡甚至腰斩酷刑却仍禁而不止.至西汉末年,汉廷所设四条恰从反面证明,时从中原北入匈奴谋求生存者已形成潮流.留居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一部分自愿参加了匈奴军队对汉军作战,还有中原人把穿井筑城治楼藏谷技术,以及计课人众畜物的疏记方法等带到匈奴地区.张骞、苏武、李陵等留居匈奴期间都曾娶胡妇建立家庭.李广利之死与殉葬无关.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人身自由.     

匈奴社会发展与汉朝西、北边疆

自冒顿单于以来,匈奴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相互融合即以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趋势迅猛发展着.匈汉双方都需要对方的产品物资.当双方的融合固结达到一定程度时,又兼其他因素的支持配合,百蛮之长正式纳入了西汉版图,西域地区也全部纳入了西汉版图.     

论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

<正> 西汉时期,以长城为界,形成了南北并峙的两大政权——汉王朝和匈奴单于国。随着毗邻两国连续不断的劫掠、战争、通婚、贸易等,北地的匈奴族与内地中原民族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其经济生活、生产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同化与被同化现象。不仅中原地区较为发达的封     

东汉与西域关系述考

东汉初立,光武帝因中原甫定,无暇顾及西域,西域诸国复附匈奴。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不久,南部附汉,北部继续控制西域。明帝遵汉武故事,为打击北匈奴,重开西域经营,矛头所指首先是伊吾和蒲类地区。     

汉赵国胡与屠各分治考

汉赵国高度军事化的政治组织,为十六国北朝军国体制之滥觞。汉赵国政治组织的军事化,又是脱胎于匈奴五部社会组织的部落化。汉赵国宗室诸王、司隶校尉、内史与单于、左右辅、都尉系统相配合,构成其军事化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对"胡汉分治"这一概念,则应作进一步的分析。汉赵国单于台所辖六夷之胡,其实是匈奴五部以外的杂胡。汉赵国两套军政合一管理系统并立,不仅是将六夷与汉人分治,也是将六夷与匈奴五部分治。汉赵国分治政策的推行,保证了入塞匈奴帝国核心部族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匈奴五部与六夷携手,一度形成震慑中原的强大武力。屠各刘渊之所以能够在五胡中率先建国,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匈汉两地间的人口流动

中国境内匈奴与中原地区之间,随经济军事及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人口也在不断流动。汉初、匈奴冒顿时期、西汉末年还形成过几次人口自南而北的流动高潮,虽障卡刑法仍不能阻挡。人们总是朝更好的经济条件更宽松的社会环境移动。     

草原丝路的民族与历史

汉朝与匈奴护雅夫:的确,月氏人最后由于匈奴与乌孙的驱逐而远徙阿姆河上游一带,代之而起的是匈奴对原属月氏势力范围的蒙古高原与中亚地区的统治,并开始了其与汉朝争雄的历史。我认为,汉朝与匈奴对于丝路的觊觎,乃是导致汉匈间南北战争的根本原因,而南北战争的意图所在,无疑也是对勾通东西贸易要道的丝路的争夺。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放在以后游牧     

匈奴人南下入塞原因考

两汉时期匈奴确曾"寇盗"过中原边郡,其主要目的是为获取农业、手工业产品以补充其生活生产所必须.他们之所以南下入塞,有时亦为展示武力,以迫使中原拿出更多的产品.史实反复雄辩地证明,中原对匈奴地区的畜牧、狩猎产品、匈奴对于中原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需求都非常强烈.无比坚韧的经济纽带维系着历史上中华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的紧密联系,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共处同一祖国大家庭的兄弟民族虽曾有过矛盾和冲突,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敌人",而是互为依赖不可分离的同胞手足.     

河南邓州高山族"闽营"背景初探

2002年以来河南省邓州市陆续面世的8部高山族家谱,是清代台湾高山族移住大陆史事的惟一直接证据,它们都记述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康熙三年(1664)郑成功部将黄廷降清;七年,黄廷所部奉命屯垦中原、落籍邓州,俗称“闽营”五里四十八村。本文在收集考辨地方志材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邓州地区的“闽营”进行了初步研究。     

唐禄赞萨逻墓志考释

唐禄赞萨逻墓志墓主人的姓氏、籍贯、亲属,以及投唐的时间等信息,皆与禄东赞家族的信息相吻合,但此人与史书记载的其家族圣历二年投唐事件无涉。考察墓志可知,吐蕃论氏家族的投唐事件至迟在武周垂拱初年就已有发生,而史书缺载。另据此墓志,《元和姓纂》尚遗漏早年投唐的论氏家族成员论钦陵子禄赞萨逻,而且早在垂拱初年已经投唐的禄赞萨逻就以禄为姓。另外,由禄赞萨逻投唐事件,我们还可以窥见吐蕃上层昔日斗争的更早的一些内幕。吐蕃王室与论氏家族的这番权力之争,至迟在唐武后垂拱元年就已经明朗化了。     

北朝佛教信仰与民族文化认同

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走向一体化 ,与此同时 ,佛教也在北方社会广泛传播。我们认为 ,作为该时期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佛教 ,对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一体化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匈奴单于疏证

本文对秦朝、西汉王朝时的匈奴单于,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后分裂附汉的南匈奴单于和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单于的驻地、承袭、事迹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疏理、校订、考证、阐释;着重是对单于的传袭世系和重要事迹两个难以缕析和繁杂纷乱问题的研讨。     

匈奴姻亲氏族与其职掌

Affinity clans and luandishi ( or luandi clan ) constituted the backbone of the Xiongnu’s social structure, among which luandishi was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while those affinity clans were subordinate. But affinity clans’ status in Xiongnu society started to change since Tuqitang became Chanyu( chief of Xiongnu in ancient China ) in 60 B. C. The reason for affinity clans’ change of their position was not only due to their affinity relations with Chanyu, but also due to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n the succession of Chanyu,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Han Dynasty’s polices. The presence of affinity clans and the change of their position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in Xiongnu’s social development, thus it is worth of doing an in-depth academic study in this field.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关于霍集斯的几个问题

霍集斯(1710年-1781年)①,乌什维吾尔人,清朝统一新疆过程中归顺,曾扮演清朝军政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并对清朝统一新疆大业的顺利进行产生过重要影响。本文拟就霍集斯的宗教派别,其家族在新疆的地位,其家族投清对清朝统一新疆大业的影响及投清后的授官封爵情况等问题进行浅述,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