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

政局的变幻和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唐后期文人对政治的避离以及对“壶天”境界的追求。以白居易为代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以诗酒唱和、园林营构为主要内容,文人们在“壶天”中过起了适意的吏隐生活。承接中唐余绪,晚唐文人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他们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同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改变,二者聚合一途,遂导致晚唐文人对江湖山林的群体性回归。而从对“壶天”境界的歌咏中,亦可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     

被“化约”的文学世界：士风叙事下的范仲淹及其文学创作

范仲淹的士风观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以“四民”说为角色意识基础,以敦教育、慎选举为士风振起途径,以不离中道为理想士风状态。传统士风叙事对范仲淹形象的化约遮蔽了其文学世界的诸多层面,如基于“中道”观的文学思想,以精英化的制度关怀表达淑世情怀的方式,以及层次丰富的隐逸书写等。在对范仲淹的士风叙事中,欧阳修引入“外和内刚”说,力图补完当时对庆历士风畸重于“刚”的印象;苏轼持“一定之见”说,强调政治定见与操守,将其纳入旧党的思想谱系;宋后的题咏则将其化约为若干标签化的士风印象。“士风”作为一种方法,为全面认识范仲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契机。     

宋代商人价值观探析

宋代商人的价值观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宋代商人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其经商活动,并在其经商实践中反映出来。宋代商人的价值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观上,商人坚持"逐利"和"农本位"的理念;在政治观上,商人主张通过科举考试及官商联姻等途径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在社会责任观上,商人秉持"经世救民"、"忠心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观;在信仰方面,商人提倡佛道信仰、重视鬼神崇拜。宋代商人价值观的某些内容对当前商人价值观的重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威尼斯商人》的写人艺术

莎士比亚的剧作长于写人,常有翻空出奇之效。《威尼斯商人》在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夏洛克、鲍西娅、安东尼奥等,都写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展现出鲜明的个性,成为了不朽的艺术典型。《威尼斯商人》在人物塑造上从多个角度来进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说“人气”

收集了“人气”一词古代至当代的部分应用举例 ,结合实例阐释了“人气”的多种义项 ,并分析该词词义的演变、发展及其原因 ,得出“人气”不是新词的结论。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从知、行范畴、知行先后、知行关系、致知方法等方面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主要内容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知难行易说的主要贡献和局限。分析认为,知难行易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创新价值,具有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因为受时代限制,知难行易说又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和绝对化倾向。     

拉萨市藏、回、汉商人经济关系探析

良好的民族关系是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经济关系则是民族关系的基础和主体,更是关乎边疆安全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拉萨市冲赛康批发市场、赛鑫商场、八廓街的多民族商人商品交易为切入点,研究多民族商人商品交易背后经济交往关系及其对边疆民族社会的重大影响。     

孔子的“戒色”说透视

春秋时期女性外在容貌特征的审美意识日益觉醒,并成为男性追求女性时所极为看重的条件之一。在此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孔子坚持“男女有别”的礼制规范,能正视男性在青春期对女性容貌所产生的爱慕之情,提出了“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的“戒色”说。以此为视角,试图透视孔子对待“色”之态度,并以此来观孔子的女性观。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像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从"任氏"看中唐文人的性爱审美观

唐人性爱生活开放,但中唐文人并不仅仅为性欲而性爱,他们有他们的女性审美标准,《任氏传》中的任氏是其理想的性爱伙伴。任氏是唐传奇中最美、最忠于爱情的女子,她作为唐传奇女性人物画廊中的代表性人物,寄寓了作者及其中唐文人的女性审美理想。     

唐后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后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后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的变化。     

金代中后期四家的唐诗之论

金代中后期,赵秉文较早主张将唐人诗歌当作典范加以师法;稍后的李纯甫和王若虚分别从师心自用和情真、"自得"的角度出发,对中唐韩、盂、李贺、卢仝及杜甫、自居易等人各加标树;发展到元好问,则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肯定唐诗的典范作用及多方面价值,并提出了"以唐人为指归"之论,他将金人对唐诗的论评最终推上了一个台阶.     

论晚唐曹邺效陶诗

晚唐诗人曹邺在诗歌意象、体裁选择和思想情趣等方面效仿陶渊明,其诗形成了"高古奥逸"的风格,在历代效陶诗中颇引入注目.分析其原因,首先,是曹邺个人对陶诗的主观选择;其次,他与陶渊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与社会背景;第三,他与陶渊明的思想皆杂糅儒、道,能够产生共鸣.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唐代序文研究述评

作为古代文学文体之一,序文至唐代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唐人创作的赠序文,文学成就尤高.序文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序文尤其是对唐代序文的关注渐多,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较大进展.这些研究大抵可概括为专题性研究、史述性研究、赏析性研究、介绍性研究等.虽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但就其总体格局而言,则标志着唐代序文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唐代婚姻礼俗述略

根据唐律和大量文献资料 ,对唐代的婚龄、嫁娶、离异及婚姻习俗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和述略 ,揭示了唐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 ,庶几对中国风俗史研究有所裨益     

略论“不拘儒者之节”的“通儒”马融

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马融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又“生性任达,不拘儒者之节”,在这两面之中所蕴含的个性特征需要我们去深刻体认,以达“了解之同情”,而其在当时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有追寻的价值。马融此种双重人格揭示了东汉中后期社会思潮已经由经学向玄学潜行,马融一生的奇异行为正是反映这种变迁的表象。因此,马融不仅是两汉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人物。     

明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演变

明代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政策是复杂而又多变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简单地以重农押商来概括明代工商业政策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解释其问政策变化的情况，更无法说明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文章试图通过从制度、制度环境和明中期出现的社会现象入手，对明王朝的重农押商政策和举措进行分析，以探究其政策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