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化境"

"化境"是古代美学的最高范畴.从庄子的"物化"理论出,论述了"化境"的主客体互化审美体验方式,出神入化艺术创作方式,自然浑化、清空一气、无迹无痕的审美意蕴.     

"气"之审美视域——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研究

"气"是在西周初期就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独特的理论范畴."气"以其自身独具的内涵和命意昭示了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及其生发赓续、蓬勃旺盛的创造力量.在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中,正由于"气"范畴的产生和发展,才形成中国美学和艺术特有的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才形成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和范畴,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美学精神的途径,也是建构适合我们今天时代的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一份重要的文化资源.     

中国美学之"化"范畴解读

"化"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发端于<周易·系辞传>:"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国古代美学认为,"道"(气)是宇宙万物的最初形态,"道"的这种构成万物的构成态表征为"化"即是"生".这种化生的精神实际就是"化",即一种生命精神的表征状态.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意境"阐释何为——与蒋寅先生商榷

蒋寅认为,古人使用的"意境"只是立意取境之义,是一个不含价值色彩的中性概念,只是从王国维开始,由于西方艺术理论的启发,意境才成为一个与传统用法割裂的现代诗学范畴.本文对这一看法提出商榷,认为它忽视了20世纪的"意境"阐释同样离不开传统美学诗学的阐释语境.另外,文章还对蒋寅以概念史的清理为名,以"意象"取代"意境"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地位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意境"作为一个美学诗学范畴被命名,是以民族的诗意审美为基础的,任何关于"意境"的概念史清理都必须以此为前提,否则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     

论"自然"范畴在中国美学中的本来意义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基本上是在西方美学的方法、体系的影响下建立的.由于中西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哲学基础的不同, 中国美学在许多地方都遭到了歪曲.其中一个大的误解就是对于"自然"这个美学范畴的认识.还原中国"自然"美学范畴的本来面目, 有助于中国美学体系的发展.     

"陌生化"的美学意义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理论核心范畴之一,旨在以此说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范畴以及文学形式的一种表现方式,"陌生化"以感觉为基础突破了传统的理性主义思维的樊篱。特别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概念,不论对于美学学科本身的发展,还是对于现今生存于异化状态下的人们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对本雅明"美"的独特含义的解读

在西方美学思想中,"美"作为中心范畴,主要是传统美学的思路;进入20世纪,"美"作为传统美学范畴遭到了冲击、否定乃至消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对"美"作了独特定义,既保留了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又赋予它以现代的新涵义,从而显示出与当代西方美学的重要区别.     

"韵"的流变与内涵

"韵"是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一个原生本土范畴,它既具有本体论意义,又具有特征论意义."韵"已成为一诗学和美学传统,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     

从“化”到“化境”：通向现代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

"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古典美学范畴,较少为学者关注。作为一个母范畴,它在儒家衍生了"教化"、在道家则衍生了"物化"、"独化"等子范畴。《庄子》中的"化"思想最为丰富复杂,后世美学范畴"化境"即是承庄子大"化"思想而来。在整个"化"范畴群里,"化境"是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被用得最多最广的一个子范畴,并且还是一个存活于现代美学中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古典范畴。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论夏商周“乐”重于“礼”及其现实意义

辨析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理论意义,须从文化根源上厘清"美"在文化源头和发展轨迹中的重要地位。甲骨文的"文"就是审美,"文"和"化"合起来,就是"审美教育";礼乐文化初期不是礼先于乐,礼孕育乐,而是恰恰相反;在夏商周三代,主持教育的大司乐必须通晓音律。其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中,乐教的分量是礼教决不能与之相比拟的。"乐"重于"礼"特点在古籍文献中也有丰富的佐证……三代美育显要地位和作用说明,重视美育是中国文化源头的特色;加强和提升美育地位是坚持中国文化特色的需要。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实践论美学”提出的理论背景

对我国国内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所形成的"四派"观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结合苏联"社会派"美学对李泽厚的"实践派"美学的影响进行了必要的梳理,考察了实践论美学在中国提出的理论背景。     

在碎片中破土——从“震惊”看《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与物,但在纷繁复杂的意象中,"震惊"一以贯之,成为探寻问题的一个起点和动因。文章从"震惊"的心理溯源开始来梳理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以期从这一特定角度对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有一个较为明晰的理解。心理层面,人们以牺牲事物的完整性和鲜活性为代价,发展出一套针对"震惊"的戒备机制。美学领域,"震惊"剥夺了传统艺术的"光晕",而波德莱尔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把"震惊"引入了抒情诗。"震惊"还引发了新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以游荡者为代表的人群,以及以摄影为代表的物象,人的异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兴"的文化溯源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中一个具有重要发端意义的元范畴,"兴"凝缩了中国文化自古至今的元素,保留了原始艺术活动与艺术思维的因子,同时糅合了理性年代的艺术观念.因此,从发生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将"兴"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研究它与原始宗教、原始思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兴"这个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所特有的文化蕴涵.     

对“西门子现象”的法律思考——谈《劳动合同法》第22条的适用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为保护劳动者权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由培训费纠纷引起的"西门子现象"显得非常突出。作为解决这类纠纷的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22条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做到正确适用此条款裁判案件,必须对其中涉及的"培训","培训费用","服务期"等相关术语有准确的解读。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香花》仪式为广东省梅州一带(梅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到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客家人广泛使用和认同,且相沿成习的、以本地和尚和斋嫲为仪式的执行者,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庵堂寺庙以及在主家等不同的仪式执行场所,为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士所举行各种祈福仪式以及为死者所进行的超度仪式活动等。其主要形式以写、打、唱、念、声、色、艺等方式,综合性地宣讲(唱、念)客家特有的佛教精神、儒家思想内涵,并融合道教神祇以及民间礼俗于一体的综合信仰形式。通过实际田野考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香花》仪式的声音、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香花》仪式中思想(信仰)、行为(仪式)、声音(音乐)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探讨《香花》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运用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论《司牧安骥集》中的名词后缀——“家”

“家”是中古、近代汉语时期十分活跃的名词后缀。古农书《司牧安骥集》里“家”可与脏器名词“肺”、“心”、“肾”等以及五行名词“金”、“火”、“水”等组成“肺家”、“心家”、“肾家”、“金家”、“火家”、“水家”等词语,其中的“家”,无任何实义可言,是典型的名词后缀。     

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

《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历史小说的一种艺术形态和美学风格，它集中体现在小说话语形态、情节模式以及叙事意象上的创新变异，是鲁迅对传统历史小说写作模式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个人性突破，对现代历史文学创作来说极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