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早期“治世”概念道、儒、法、墨诸家并用，后被佛教化用，最终主要成为儒家治国的理念。“治世”的内涵具有一整套理论体系，物阜民丰、户口大蕃、任用君子、德治刑措、重文备武、四夷来朝等是最主要的内涵。“治世”这一概念，还催生出了一系列衍伸内涵，并与之成体系，比如治世之音、治世之礼、治世之文、治世之诗、治世封禅、治世祥瑞。“年号加盛世”的组合概念，古人使用得极少。在典籍之中，盛世主要运用在“唐虞盛世”“三代盛世”等三代时期，“开元盛世”古人称为“开元之治”,鲜有“康乾盛世”的提法，“年号加盛世”的概念多为今人对古代国家物阜民丰状态的概括。作为概念的“盛世”运用多于“治世”可能还要到近代以后。“三代之治”与“贞观之治”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套治世体系：前者是虚构可层累的概念，往往被学人借用为申说自身治国理想的工具；后者实际发生过，是古人艳羡与师法的对象。     

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

中国传统史学和政治有着特殊的关联 ,对王朝更迭和治道兴衰的历史现象的探讨 ,构成了对治国理论进行探讨的核心内容。“贞观之治”是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治世而非盛世。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 ,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 ,将自己时代定位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传统史学也是将贞观之治作为一个治世来看待的。唐代以后 ,治国者往往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 ,而是把贞观之治视为典范。     

西汉西晋开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政治人格之比较

西汉开国集团代表人物的政治人格具有明显的平民化特征,这是因为西汉开国君臣多出身平民.其政治人格平民化的意义在于：政权立国甚“正”,社会认同性高,自建立之初便具备了高度的合法性基础.这使得国家经过数代君主努力之后,便出现了盛世,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开国名君名臣成为中国后世的榜样.西晋开国集团代表人物的政治人格具有明显的卑劣化特征,这是因为西晋开国君臣多出身于政治道德低下的新旧贵族,立国不正,社会认同性低,自建立之初便缺少高度的合法性基础.其政治人格卑劣化的恶果在于：一是政权认同性不高;二是缺少开国气象,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使得西晋政权从国家根基上缺少了巩固的前提.     

论唐太宗“王者至公而无私”的战略决策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皇帝,是封建社会一位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位23年,出现了“贞观之治”,这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最为突出的太平盛世,也是最辉煌的一页。“贞观之治”概括地讲就是:“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马牛布野”,     

从孟昶的《官箴》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汉唐两代是值得称道的。唐朝经历过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武周女皇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但随后发生的安禄山造反,唐朝开始由盛转衰。到了唐末,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军阀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这个时期的君主在位时间一般都不很长,但有一个君主例外,这就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孟昶.     

贞观初年唐太宗的一次重大决策

唐太宗((599—649)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统治时期,史称“贞观之治”.贞观治世的出现固然有各种原因,而贞观初年一次重要决策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太宗初即位时,形势相当严峻,“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东西逐食.”当时经济非常困难,边防又很紧张,同时政治上也很不安定.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亡命山泽,挟藏军器”者,还大有人在,以至在《即位大赦诏》中还要严令“百日不首”者,“复     

元结的君道论

元结是盛唐时期的诗人、作家和政治家,他主张诗文为政治服务,并提出了一套君道理论：仁、慈、劳、正、理为治世之本;荒、乱、虐、惑、伤为败亡之始;君主应纳谏求谏,闻过补阙。元结从十六个方面阐述了君主的行为准则,认为君主的言行只有符合民众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成为治世明君,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唐太宗和他的书法——关于封面“源流”两字的说明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大家早有所闻,至于他的书法造诣,也许知道不多。在我国历代封建帝王中,李世民(公元599- 649年)是极力提倡书法并且身体力行的一位。他     

秦汉复除制述论

复除,简称“复”,指依据法律规定或国君的临时诏令,免除人民应纳的租税和应服的徭役。它是伴随赋役制度而产生的,对赋役制度起一种补充和调节作用。复除最初称“施舍”或“舍”,《周礼》载:“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郑司农注云:“舍者,谓有复除不收役事也。”南宋徐天麟在《东汉会要》卷29中说:“汉之有复除,犹《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赋役之谓也。”春秋战国时,出现了有关复除的明确记载。如魏国考选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谈谈李世民的法制思想

“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全集》第6卷第857页)。封建社会从总体来说“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然而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地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众多的地主阶级统治者中,昏庸残暴的固然居多,可是也出现过几个头脑比较清醒的统治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我国历史上有远见卓识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统治的前十几年,是唐代历史的全盛时期,被誉为“贞观之治”。据《贞观政要》卷1记载,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成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     

读史札记二则

“替天行道”解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君主,都把“天命”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殷纣王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武王反对殷纣王,也说自己“受天之命”。无论掌权的君主和夺权的君主,都说“天命在我”,无一例外。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佛教净土信仰新诠

道生法师著《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以阐明“法身无色”“佛无净土”。非但诸佛无净土,即使“随于所化,取彼之国”,也有“造、致”之别,而非自造。僧肇大师谓之“如来所修净土以无方为体……本其无方,佛土之真也”。吉藏大师则言“土以不土为体,要由不土,方得有土。即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也”“佛开三身,以身例土,而有三土”“法身栖中道第一义土”。佛无净土,即佛土外无土,心外无别法。以依正不二故,不仅有情皆有佛性,一切无情乃至草木,亦有佛性。一切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亦皆成佛。     

論唐代之蕃將与府兵

唐代武功自开国至玄宗为最盛时代。此时期之兵力可分为蕃將及府兵两类。其关于府兵者,寅恪已于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兵制章述其概要,然止限于府兵創設及初期与后期不同诸点,其他未遑多及。至于蕃將,則世之讀史者,仅知蕃將与唐代武功有密切重要关系,而不知其前期之蕃將与后期之蕃將亦大有分別在也。今請先論李唐开国之初至玄宗时代之蕃將。玄宗后之蕃將問題,則本文姑不涉及。次論李唐开国之初至玄宗时代     

试析中国古代廉政治世的主要特征

廉洁清政是关系到社会兴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也是社会对其官僚队伍的基本要求。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在中国古代.明君贤相、清官廉吏不乏其人。仅以封建盛世来说,汉代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一开元盛世”、明代的“洪武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既有皇帝的清明勤政,又有辅臣     

文以明理与北宋理学──张耒文学思想再探

文以明理是张耒文学思想的核心。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来,在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相继离世之后,独存于世,“士人就学者众”。张耒“诲人作文,以理为主”［1］,明确指出,“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以文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拙     

古吴钩稽——兼释太伯奔吴与《天问》“南岳是止”

吴国是春秋末年大国之一。按《史记》、《墨子》、《荀子》的说法,吴王阖闾曾是春秋五霸之一。吴国的开国君主是太伯。《史记》说:太伯、仲雍让国于幼弟季历(周文王姬昌之父),“奔荆蛮,自号旬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太伯世家》)。太伯所奔之荆蛮,原来一般均解释为今之江南吴地。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首难,     

"句吴"名义考释

周代立国于江南的姬姓吴国,被称为“荆蛮句(勾)吴”、“夷蛮之吴”,句吴即吴。吴人语言是“夷语”、“夷言”。他们的“夷语”言吴成“句吴”。古代吴、虞等字同声相通,铜器铭文句吴作“句吾攵”、“攻吴”或“攻■”、“工■”等。吴国开国君主吴太伯自号的句吴,即其父周太王亶父所封的东吴。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到吴王夫差自言吴为句吴,就是他们的吴人方俗语言把“吴”说成“句吴”。这“句吴”的“句”和铜铭“攻吾攵”、“工■”的“攻(工)”,是吴人言“吴”的发声,正如汉唐以来古代学者解释的“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句吴即吴,是国号,也是地名。吴取名于“天虞之山”即大吴山,含义为大。“太伯之封在西吴”和句吴的吴义“即鱼”、句吴是“句族为吴所并”以后的命名、句吴是“文身”之意等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杨业新论

杨业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抗辽将领。千百年来,他的事迹流传遐迩,“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从宋元以来,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百花纷呈,争奇斗妍,仅据清代的《昭代萧韶》一书记载,有关杨家将的戏就有三百六十出之多。史学界对杨业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也不少。但除了考证文章和杨业的死因讨论稍多之外,全面评价杨业的文章尚不多见。现仅就管见所及,略陈俚见于后。     

人生如棋

万物皆有“道”,万物皆同“理”,因对立统一规律使然也。象棋与人生亦然。 从大处看,棋弈之“道”自然以对抗为形式,以输赢为结果,却又以愉悦为目的,以通达为最高境界。人生仍尝不是如此?自呱呱坠地,至盖棺定论,可说是无时无刻不处于这样那样的对抗之中。孩提时与命运对抗,垂暮时与死亡对抗,特别是成人后融入社会,这是进入对抗的高峰期或为稻梁谋,或为欲望趋,或为生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