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低生育率问题与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对生育率的关注多从控制生育的角度。随着我省生育转变的实现,自愿放弃生育人口日益增多,导致我省低生育率长期持续,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问题凸现。本文基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视角,深入分析我省持续低生育率问题、成因,以及由此引起严重的人口失衡,着重关注过去被忽视的自愿放弃生育人群,并把它与我省持续低生育率相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完善生育政策促进我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发展趋势及应对措施

对中国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缺乏共识,导致中国人口政策转变滞后,生育支持政策缺乏系统性且力度不足,少子老龄化问题严重。只有深刻认识中国低生育率的复杂成因和发展趋势,才能制定出合理对策,有效化解低生育率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过低的生育率使中国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特殊的国情又决定了中国可能须与低生育率长期共存,因此,中国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积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将生育率提高到合理水平,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再生产;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人口素质,开发劳动替代技术,挖掘国内外人力资源潜力,加快新型现代化转型,实现与低生育率的长期良性共存。     

中国是否已跳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试论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人口控制

一、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是否仍需要严格控制7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中国的生育率发生了迅速的转变。60年代一度平均高达596%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经过70年代的陡然骤降和80年代的波动下滑之后,进入90年代已降至20%左右的更替水平以下,降幅达664%。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所有不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基本接近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还要低。毋庸置疑,现今的中国已跨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为31;发达国家为18;发展中国家为38;不发达国家为58。生育率的下降以及…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

生育率迅速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使中国人口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本文试图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长期经济影响做出分析,依次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率、国内消费需求、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财政、人口城乡迁移和城市化、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逐步放宽生育控制政策、把人口政策的重点放到提高人口素质上、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和深化对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提高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等政策建议。     

Evaluation of Fertility Levels and Adjustment of Fertility Policy：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Mainland＇s Provincial Fertility Levels

“十一五”期间我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为1．481,呈稳中有降态势,形成了“中、西部中度低水平,东部深度低水平,东北极度低水平”的空间格局。除少数极低生育率省区回升外,实际生育率及其与政策生育率的比值仍在下降。生育率下降的主要推动力是发展,突出表现为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比总人口和育龄妇女的城镇化、非农化水平高、人口外出流动比例大,以及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对农业人口的同化作用。发展促使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现行生育政策难以使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低水平。有可能引起政策性反弹的重点在计划生育基础较好的城镇和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可能引起非政策性反弹的势能,已基本释放;中、西部农村年轻一代妇女多胎生育平均只有4．12％。生育政策调整完善中的生育率反弹可通过渐进式策略实施有效调控,不会引起生育率大幅强烈反弹。我国生育政策全国统一调整时机已成熟。     

孕育希望：宏观代际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当今中国,子女在家庭中仍处于中心位置,父母对子女福祉的重视会影响其生育决策。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宏观社会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流动性与期望子女数显著正相关,主观态度是重要的中介影响机制。从子代地位预期与抚育成本预期的视角出发,相对流动性的影响呈负社会经济梯度,但流动性的提升不会抑制高社会阶层的生育意愿;性别差异在社会化视角中被强调,男性受流动性的影响更强,并且流动性与期望男孩数关联更加密切。本研究从宏观层面丰富了对低生育率现象的理解,对从微观层面分析流动效应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机会公平政策应当作为当下中国生育促进政策的一个重要构成。     

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大纲

本文分析了有关“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建立了生育率下降的理论构架，指出了东、西方生育率转变的不同特点，进而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机制和特点进行了研究。中国生育率下降机制是独特的，是强制力主导型的，目前中国正在不太稳定的态势下实现生育率的一次转变，生育率的反弹特性还很强。作者认为，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要警惕随时可能出现的补偿性人口增长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生育率下降机制的转换对于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的初步思路和基本假设     

使用六普数据对中国未来人口规模趋势的预测——兼论未来50年中国人口规模衰减的程度

当前,针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模型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历史事件对人口规模的影响,没有考虑到中国人口结构的特殊性。中国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源于多重历史事件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前的众多战争、建国后的饥荒、70年代生育高峰等历史事件对当代人口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使得总和生育率、男女性别比、预期寿命等重要人口学指标无法转化为"规则"的函数表达式,因而无法使用纵贯数据或已有数理模型来预测中国未来人口规模。所幸,当代中国的人口变化已经趋于平缓,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度已经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预测中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出虚拟的中国历史人口数据,并基于此对中国未来人口规模进行预测。预测发现,2020年以后,在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之下,中国人口规模均呈快速衰减趋势。     

早婚晚育——这是唱反调吗?

在大力提倡晚婚晚育的今天,提出这一命题似乎是大逆不道的,事实确是如此。有关生育率的研究表明,早婚常常是伴随着早育的,生育年龄的提早,意味着延长了育龄妇女的生育期限,进而在她们的一生中可生育的孩子数也可能增加,即生育率将提高。因此,在当今世界人口爆炸,世界大多数国家正致力于控制人口的时代,推迟结婚年龄始终是作为一项控制高出生率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提倡晚婚也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作者真诚拥护。然而,晚婚晚育是否是个完美的模式呢?以人口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问题研究

中国过去在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认识误区 ,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致使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经过 2 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城市化水平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过渡的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应该由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模式 ,向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转变     

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下降模式分析

本文认为,世界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生育率的下降具有三种模式：一是靠发展推进的“自发型”模式;二是靠各种控制机制推进的“约束型”模式;三是发展和各种控制机制合力推进的“混合型”模式。较发达国家属于前一种模式,后两种模式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文章指出,／v四年龄结构老化是低生育率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具体情况不同：较发达国家生育率一直就很低,人口老化过程缓慢;而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地区生育率下降迅速,是在社会经济尚欠发达、缺乏物质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化的严峻形势的,适龄劳动力短缺以及老年社会保障等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少子化应对思考

2016年全面两孩新政实施后,出生情况远不及预期。育龄妇女的数量持续减少影响生育总量之外,不想生、不敢生、生不了、没人带、养不起等生育焦虑严重影响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人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为此,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指导下,应加强生育婚育观念引导,做好做足各种人口谋划,全面施策、多元参与,合力打造我国的生育友好氛围,遏制低生育水平。     

低生育水平对东北三省人口发展的影响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基于我国实际具体国情的理性判断。在30多年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已经进入低生育、低增长阶段。在肯定稳定低生育水平对于我国东北三省人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通过分析低生育水平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以统筹解决我国东北三省人口问题为根本目的,进而促进我国东北三省社会经济的健康、稳步、快速发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

我国自70后期以来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已取得卓著成绩,但人口与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高生育率——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向着低生育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生育率循环过渡阶段。只有完成向高级循环阶段的过渡,才能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如何加速这种过渡,笔者运用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的观点作一些探讨。一、孩子成本方面:我国应增大超生子女的成本,要改变一次性超生罚款的做法。罚款的时间应同     

广东城市化水平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合理分析和准确判断广东城市化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将对有效推进广东地区城市化水平产生重大影响,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后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对广东城市化现状的比较分析表明,广东城市化速度发展较为缓慢,对广东城市化现状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广东城市化发展趋势仍然保持缓慢推进态势.文章提出了加快广东...     

中国城市化网络体系的均衡分析

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研究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城市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城市化过程存在着城市化网络体系均衡发展问题,城市化网络体系的变动的原因是报酬递增所引起的,城市规模就是根据其边际收益的大小而变化的.建立引力均衡模型,提出了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没有恒定性的最优城市规模范围的观点.聚集规模的不同,城市由小到大,其边际收益逐级加大,要素从规模边际收益相对低的聚集点向规模收益相对高的聚集点流动.应建立城市发展从分散的乡村到集中的城市、从封闭的农村和城市到开放的互联的城市网络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     

国内外有关城市化模式的比较

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模式都各有特色,中国面临着实现城市化的任务,不同地区城市化模式也各不相同。从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及中国几个典型地区的城市化模式的不同特点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城市化发展不能固守某一模式,关键是要能创造性的找到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     

北京城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利用2002年"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调查"和2006年"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和双独家庭生育意愿调查"的第一手资料,重点分析了在"独生子女政策"、"双独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进入始育阶段的独生子女特别是双独家庭在生育数量、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方面的意愿选择,探讨独生子女生育观念的变化、可能的行为选择对未来北京市人口变动产生的影响和政策意义。     

农民工“半城市化”分析——基于主体资本存量的分析视角

当前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既不利于农民工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化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农民工的各方面资本存量不足。资本存量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框架。首先,农民工与土地资本存在着矛盾的关系,土地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之一;其次,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资本因素分别是来自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来自政府的制度、经济资本,以及在市场化运作下,农民工在城市消费支出扩大,导致城市化成本增加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从主体资本存量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半城市化原因,能从与农民工相关的主体方面更加详细地对原因进行探讨,以便于化解农民工城市化的困境。     

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己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全球城市化潮流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量,他们研究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全球背景、全球数量和质量发展前景及其对全球经济、生态、社会发展意义,集中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作用、土地制度、城市移民等几个方面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西方学界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有富于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的优点,但西方视角解决中国问题缺乏解释性和指导性,西方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整体上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学界应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化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化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