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经疑难词义释证

本文运用核义素理论和方法考释了几则《周易》古经中的疑难词义。"匪其彭"的"彭",核义素应为"向四方扩散"。"介于石"的"介",核义素应为"在……之间"。"箇"的核义素应为"分界,取中"。"苋陆"的"苋",核义素应为"弯转","陆"的核义素为"连续、接续"。"旧井无禽"的"禽",核义素为"闭塞,禁止"。     

中国传统“义”观念的现代伦理学价值

古人在对"义"阐释中潜在地认识到了义相较于仪的道德性含义、相较于利的正当性含义、相较于仁的理性特点和自觉自律性特点。在对"义"的现代阐释中,我们发现"义"有正义性、合理性和适当性含义。"仁"所关照的往往是个体的人,"义"所关照的则是社会全体,"义"更具有现代公德性含义。在现代社会状况下提倡"义"更具有现时代的积极意义。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程颐哲学工夫论

孔子主张"求仁",是要向外发用,孟子主张"义内",是说行"义"的根据为人性所本有,而到程颐合内外始提出"敬义夹持",程颐以"敬"与"义"二元对立一元为主之二分结构,统领其工夫论,形成以"敬义夹持"为核心之心性工夫论,追本溯源探究程颐的"敬义夹持"思想是廓清和理顺程颐哲学工夫论,从而为研究"敬义夹持"思想之集大成者朱子乃至儒家心性工夫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义以生利”思想对企业诚信建设的启示

"义以生利"思想是古人留下的宝贵思想,属于"义利现"经济思想中的一部分,它萌芽于孔子之前。目前国内学者对"义"与"利"的研究大多都是关于谁轻谁重的问题,而笔者则重点是研究"义"与"利"的相关性问题。并且笔者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完成"义"与"利"的相关性分析。此外文章根据"义"与"利"正相关的结论分析了"义以生利"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企业诚信建设的一些启示。     

儒经义疏名义、体式考正

文章通过考察"义疏"字义演变,得名缘由及历代儒经义疏体式特点,对目前学界对于"义疏"的一些看法做出了辩正.文章指出,"义疏"复合"义""疏"二字而成,各字取义不同,"义疏"名义因此有别,同时,由此名义之下,亦存在着彼此相关但相互区别的三种不同体式.     

现代汉语"以A为B"构式语义分化和认知分析

现代汉语"以A为B"构式可表达4种语法意义:选择义、比较义、准则义和描述义."以A为B"构式核心表示客观认定,事件主体使两种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并且进行认定判断.表"选择义"和"比较义"的为该范畴的典型成员,表"准则义"和"描述义"的为非典型成员."以A为B"构式是一个心理上的完形认知过程,凸显原则的作用对构式"以A为B"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A是该结构焦点;通过转喻将次认知域放在主认知域中凸显的位置,传达"以A为B"构式的核心语义.     

论古典儒学中“义”的观念——以朱子论“义”为中心

"义"的哲学意义,先秦时代有以下几点:道德、道义、正义、端正。汉代以来,对"义"的道德要义的把握,其要点在坚守对道德原则的承诺,明辨是非善恶,果断裁非去恶,其根源是对先秦的"以正为义"作了转进。受此影响,朱子很强调义是面对恶的德性。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的故训,作为义字的训诂义,但他对义字作哲学思想的界定、把握时,则主要不是用宜来说明义字之义,而是用汉儒裁制、断决之说来阐发义之思想义。朱子思想对义的哲学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经学论义的裁断训义,二是把义纳入仁德为首的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朱子对义的理解使用受到汉以后词义训释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得义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明确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义的裁断训义又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了朱子宇宙论的结构图景。     

论《周易》与先秦哲学中的古今义

《周易》及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都注重古义和今义。《周易》的古义近于阴阳家,而今义关注伦理道德。儒家和墨家的古义是指"礼",今义指"德义"。道家的古义指道,而今义强调效法自然。     

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学界多以"礼"为春秋时期的核心观念;孔子以"仁"代"礼","仁"又被视为春秋后期的社会核心观念,"义"在春秋观念史上的地位却被忽视了。实际上,春秋之"义"具有统领性、共识性和普遍性,三者共同支撑起"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春秋义观念的勃兴,表明以"礼"为代表的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以"义"为准则的宗法精神的丧失。"义"对春秋社会所产生的无形而深刻的影响,理应引起学界新的重视。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