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以1919年前后《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批判性考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号角的《新青年》杂志上有相对集中和重要的体现。从主题和内容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社会政治主张的介绍与宣扬;对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总体判断以及与其他社会政治思潮的论战。     

陈独秀与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

<正>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潮的起点。传统文化、科学民主启蒙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汇聚论战,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陈独秀在这次复杂纷纭的思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一 文化运动和政治革命是五四时期的两大主题。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主要区别点,在于前者是具有现代素质的一批知识分子率先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以独立的品格在旧文化的废墟上草创     

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以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为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次规模较大且影响深远的论战,论战焦点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到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此问题关系着是取消革命还是发展革命的问题,关系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及必然性问题,是历史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社会化、文化多元化的情势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又一次泛起,故必须认清其危害,旗帜鲜明地进行批驳,用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萌生的社会根源.     

20年休战期间的国际道德论战--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

20年休战期间,现实主义学者同理想主义学派围绕着国际道德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论战主要涉及权力与道德的主从关系和国家能否与个人遵守相同的道德标准问题.以爱德华·卡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开始时占了上风,它标志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方向趋向现实主义.这场论战只是贯穿整个20世纪国际道德论战的起点.     

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就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论战.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论战中既强调传统的生命力和文化的延续性,又确认民族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思想资源进行了吸收和超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论断.因此,文化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在与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定了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道路.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正> 任何文化领域之争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思潮,反映了人类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取向和不同道路的抉择.中国文化领域展开的关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实际上早已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中西学之争是第一次交锋,当时是在西方思想传播,中国封建王朝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第二次交锋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潮开始酝酿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第三次交锋则出现在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政治改革时期,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论的继续.     

五四前后民主未能在中国扎根原因探析

民主，无疑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一个崇高目标，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着的一面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旗帜，但无论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还是狂飚突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均未能从政治制度形态到政治文化形态使民主在中国真正安家，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一、封建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与民主截然对立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几千年中始终占据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并通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无孔不久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各阶级人们的观念、心理、情感之中，积淀内化成深…     

五代政治文化的蜕变与转型

唐、宋两代政治文化的差异 ,是五代分裂割据条件下的深层社会变革造成的。随着宦官及氏族势力的衰败 ,五代以后政治集团的核心结构发生了剧变。五代之初南中国多元政治中心的建立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南方各地政治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快速提升等等 ,为政治文化的深层蜕变创造了条件。作为偏安的产物 ,新型的文人政治开始在南唐、吴越初步形成。五代中后期 ,南方和北方政治文化的对立冲突 ,士人群体之间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等等 ,无疑体现着由唐及宋的政治过渡与文化转型。南唐党争虽无法与北宋党争相提并论 ,但党争过程中反映的南北政治文化的对立 ,由政见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 ,最终导致文化自毁因子的生成等基本问题 ,是前后一脉、彼此关联的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两次迁都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就迁都问题,南北舆论出现两次热烈集中的讨论。第一次以武汉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为主阵地,围绕理想中的首都、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28年春二次北伐引发南北新一轮的迁都之争,北方学人白眉初、叶叔衡与南方张其昀、龚德柏等围绕建设北京与南京的优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最终因蒋介石为首南方军事政治实力集团介入,社会上的迁都之争才逐步平息下来。透过这两场迁都之争,不仅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社会各界对于建都的分歧,不同团体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诉求,而且显示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貌,国家层面的政治统一与社会层面的思想统一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正> 所谓东西方文化论战,是“五四”前后,在文化战线上发生的一场规模不大的论争。开始阶段,革命民主主义者参加了论战;但在它的后期主要成了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内部的一场论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现在研究这次论争,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以更好地贯彻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方针。     

浅析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

西汉时期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争辩的焦点除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外,还体现在治理国家手段上是"德"治还是"刑"治之争.双方政治观点分歧的根源在于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代表民间商贾、地方豪强的利益;而桑弘羊以法家思想为依归,代表集权国家的利益.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可以说是整个汉代中后期社会政治批判的滥觞,反映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内在发展理念与趋向的转变.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新文化运动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战之一,对胡适与李大钊在此次论战中的研究也都侧重于谈他们的分歧。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胡适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并力求对之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正>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相继进行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三次论战,虽然具体内容不甚相同,但都是围绕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的,那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所以,这三次论战都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它的胜利更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本文试就这场论战发生的原因、论战的主要问题和论战的重要意义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继承·创新·超越——文化理论三题

文化,对于社会生活方式,对于人们思想、行为,对于政治、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就成了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人类自从产生了文化,便有了文化模式选择的论争,形成不同的文化学派。在中国,从古至今支化上的论战绵延不绝,有先秦诸子百家的论战,有汉代关于“独尊儒术”的论战;有唐代关于复古运动的论战,有宋代关于革新运动的论战;在明、清,有前、后七子、公安派、桐城派等的论战。近代以降,文     

中国的“毛泽东热”研究

中国的"毛泽东热",既反映了中国民众对领袖毛泽东的诚挚情感和衷心爱戴,又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折射.可以说,它与新中国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它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荒野与文明——20世纪美国筑坝论争的历史考察

20世纪美国的水坝之争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的水坝之争,以赫奇赫奇水坝论战为典型;20世纪中叶的水坝之争,回声和大峡谷水坝论战为高潮;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的反坝斗争,以赫尔斯峡谷水坝斗争为开端。从微观上看,水坝之争反映出开发水利资源以发展经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保留自然原初状态的新自然观之间的冲突;从宏观上看,水坝之争反映的是荒野与文明的矛盾。随着时代变迁,美国人对荒野价值的认知不断拓展和深化,支持荒野保护的力量也不断壮大。借助水坝之争这个窗口,来考察荒野与文明的关系在20世纪美国的演变轨迹,具有一定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学校教育与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专门研究政治共同体内部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以及与此过程相关的各种机制和机构.学校就是社会政治体系中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传播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机构.学校教育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灌输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念、对青少年公民的政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虽然现代社会普及教育、全民教育的发展,使整个社会都被纳入了教育网络,但学校在政治社会化中起的作用仍不可替代.因此,研究学校教育和政治社会化,了解学校教育传播政治文化的特点,对于形成我们社会主导型的政治文化,提高整个社会政治社会化的     

民国时期的文化论战与“国学”复兴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的中国社会在强势渗入的西方文化影响下,走上了一条变革求新之路。在这个不断拓展的开放过程中,中西文化之争日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迫切问题。虽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化"的大趋势已成定局,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文化的优劣利弊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20世纪20、30年代曾经引发了西化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几次大论战,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现实处境的变化而出现了"国学"复兴的文化趋势。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