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年谱》订补

李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和哲学家,曾积极参与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但学术界对李翱一生行事之研究却甚寥寥。一九四八年李恩溥著《李翱年谱》(南京(《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虽太简略,且有疏误,然其拓荒之功不可不表。今对该年谱疏漏、失误处略加订补,分列于后,冀能有益于较完整的《李翱年谱》之编写。     

韩愈的唯物主义思想不容忽视

近年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大多把韩愈说成是天命论者。“四人邦”横行时,有人按照“儒法斗爭”的框子,更对韩的天命论大加(?)染,大讲韩愈与柳宗元的天命论与反天命论的斗爭。事实真的如此吗?从韩愈有关文章看,我们觉得,不但“韩柳之爭”纯属歪曲,就是对韩愈的某些唯心主义观点也须作更中肯的分析和评价,何况在韩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不少唯物主义成分,这也是不容忽视和抹煞的。     

《林则徐年谱新编》二三问题商兑

《林则徐年谱新编》是一部非常富有学术与文献价值的著作,颇得学术界的好评。但细读全书,仍发现些许问题与史实不符,如魏源是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林昌彝为林则徐的同乡后辈,以及孙毓是林则徐的同年友等,均不能成立。考察相关史料,魏源是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林昌彝为林则徐的族弟,孙毓与林则徐根本不是同年友。这些问题尽管是白璧微瑕,但也有辨析的必要。     

《蒲松龄年谱》几点质疑

路大荒先生,是我国蒲学研究奠基人之一。他编撰的《蒲松龄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为适应蒲学研究发展的需要,《年谱》先后曾四次修改出版。匆庸讳言,《年谱》中也存在不足,甚至是错误。对此,捷克斯洛伐克汉学专家雅洛斯拉夫·普实克及国内的国培之与劳洪先生,都曾对《年谱》提出质疑。一九八○年,齐鲁书社重版的《年谱》,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所以,对《年谱》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促进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我们对《年谱》中的几个问题存有疑问,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     

廿年辛苦自精深——《刘禹锡丛考》评介

《刘禹锡丛考》(下称《丛考》)是卞孝萱先生继《刘禹锡年谱》出版之后,以二十年心血浇灌出的刘禹锡研究又一新的硕果。全书二十三万字,从父系、母系、交游三个方面,对这位唐代著名诗人、政治革新家和哲学家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细致、深入的考证,从新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生平和创作以及有关事件,它是刘禹锡研究的重要论著,也是唐代史学和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在文史研究中,不乏对某一历史人物的家世、交游进行考证、研究的单篇论文,而且在人物年谱中也属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但是在年谱中,这种考证、研究,往往处于     

眉公思想之探究

眉公没有专门的思想论著,但其思想从其著作中有所体现。本文深入其著作,从其作品所反映的主题入手,结合其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全面探究其思想,力图对这位长期以来颇受争议、亦儒亦僧亦道的山人作出全面的思想认识。     

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研究

如果参照时段理论将史实分为"具体史实""一般史实""抽象史实"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对上述三类史实进行的考证与解读,呈现出的是一个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的过程。就某种层面而言,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是陈氏史学研究特色最突出的呈现,它既显示了文学作品史料价值层次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是陈寅恪史学研究从对历史表象的考证还原到历史内蕴的深刻阐发历程的集中呈现。此外,历史现实层面的史实还原与精神层面的内蕴阐发构成了历史学求真维度的两个基本面相,陈寅恪的从史实求证到心史阐发的研究工作正是对历史学求真维度的全面观照与把握。     

《马丁·路德年谱》的编撰与中西史学融合的路径

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改变了西方的历史,同时备受争议。西方学术界对路德已经进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很多传记和编年著作,但目前仍缺乏一部完全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展现路德生平和著作及宗教改革的背景与过程的著作,即使如最权威的《路德全集》魏玛版也没有按原计划贯彻完全按时间排列路德著作的理念。本文提出,可以尝试用逐年逐月逐日地将背景、生平和著作年表与概要结合起来的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年谱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阐述编撰《马丁·路德年谱》的结构和方法,从而探索中西史学融合的新路径。     

论唐、宋古文运动中的韩愈与欧阳修

唐宋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它奠定了后世散文风格的基础,同时也对其他文学形式以及古文观念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从时代背景、古文观念、文章作法等方面对韩愈、欧阳修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认为:唐代古文运动是一次偏重文学性的运动,韩愈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集大成者的角色;北宋的古文运动则是一次儒学性的运动,欧阳修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枢纽性地位。     

关于几种徐霞客年谱若干史实的考订

本文对三个有代表性的徐霞客年谱中有关徐霞客家史、徐霞客交游、生平的十余个史实,进行考订,纠正了年谱中的一些错误.它们是徐元献之师张亨父的籍贯,徐经、唐寅中举时间,徐屺、徐亮工死事,文震孟等题跋黄道周赠徐霞客七言古诗的时间和地点,徐霞客"西陵"访仲昭事等.     

墓志与赠序：韩愈文体创造的范例

［摘要］韩柳古文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创造了一些可供后人遵从的文体范例,墓志与赠序就是其中突出的两种。墓志本是一种刻于墓碑上的类于行状的程式性文体,韩愈将它改造成了随心所欲,同时以墓主性情为中心的文章。这一改造堪与司马迁列传相提并论。赠序原是诗赋正文前的小引,内容以表达欣赏羡慕之谊、抒发离情别绪之感为主,形式以齐整美丽为务。韩愈不但让赠序从诗赋的附庸中独立了出来,在内容上也打破了情景叙写或离情别绪的惯例,将它变作了可长可短、能叙能议、有理有情、形态灵活,具有强大表现力的新型文体。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试谈量学《心明论》中的因明成分

《心明论》藏文原文为blorig,意为“关于识的学说”,是一部探究意识及思维形式的专门著作。从内容看,它不但牵扯到意识与物质关系方面的哲学问题,而且广泛涉及了认识事物过程中所遵循的规律。从形式看,它充分利用了因明推论式——应成式,以辩论的姿态,驳斥他宗,论证自宗。所以说,《心明论》既阐述表明了小乘“经量部”关于认识论方面的基本观点,也分析论述了意识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它不但在量学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今人探讨研究藏传因明所不可或缺的资料。     

从明人文集看明代年谱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人文集与明代年谱的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年谱编撰的成就。文集附刻本年谱在明代的大量出现，既显示了明人年谱重要的版刻特点，也表明宋元以后人物年谱功能的变化。而明人文集中存录的丰富的年谱资料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年谱信息，更具体说明了中国年谱学在明代形成的情况。     

权德舆年谱初稿

中唐时期的权德舆(字载之,《旧唐书》卷一四八、《新唐书》卷一六五均有传),伯仲于李华、独孤及等,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在古文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同时,就其生活意识或生活感情来看,笔者认为他可算是一位后代文人的先行者。他对元和时期文人们的影响很深,并且可以通过他们下连到宋代。但专门研究权德舆的论文极少。他的年谱也仅有韩国学者金时俊先生的《权德舆年谱》(《中国学报》7,1967,韩国中国学会)一篇,而金谱又有不少欠妥之处。于是笔者基本上依据权德舆自己所写的作品,重新编写了这篇年谱,以供研究者们参考。关于权德舆的生平,傅璇琮先生主编的     

朝鲜诗家李瀷对韩愈诗学观的审美批评

韩愈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许多优秀的诗篇,不但在中国脍炙人口,而且在世界各国人民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古今中外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歌本质、诗歌风格、创作手法、诗学观等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品味、鉴赏,而朝鲜李瀷是众多诗论家中论韩愈诗学观较为突出的一位。     

鲁迅与新兴木刻艺术的有关史实

中国的新兴木刻艺术,在二十世纪(?)十年代的斗争风浪中发芽、成长,直至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园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是同共产主义者鲁迅的热情哺育和辛勤栽培分不开的。鲁迅倡导、扶植新兴木刻艺术的功绩,是他光辉战斗业绩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目睹的一些文章中,对某些史实往往说法不一,颇有误传。为更好地研究鲁迅,做好鲁迅传记和年谱的工作,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传,对此有关问题,作些探讨,也是颇有意义的。     

张仲实著译编年谱(续)

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问张仲实同志于1987年2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本刊曾在1986年第3期发表了《张仲实著译编年谱》的前半部分,本期我们特发表《张仲实著译编年谱》的后半部分,以示对张仲实同志的悼念。     

韩愈道学批判

韩愈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人们对他的评论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所以对他进行研究讨论还是有必要的。不过,欲论韩愈其人,首先须论韩愈其道。其道乃是其人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评论韩愈所最须深入钻研的课题。即如韩愈为文,也是主张文以载道,在韩文中直接间接谈及道的很多,且有《原道》这篇专论流传于世;同时韩愈还特别提出了道统说,并以继承和发扬道统自命。韩愈实不愧为特异的道学家,他的道学也是突出地别具特色的道学。所以根据韩愈其人的具体情况,我们首须从总的倾向性上剖析其道的内容实质,这是决不能回避或忽视的。     

陈衍《石遗室诗话》新解

作为清末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石遗室诗话》反映了当时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诗歌内容与形式所做的转变与革新。清末诗人郑珍继承韩愈以俗、丑之事入诗的传统,表现出清代诗人对诗歌内容进行的积极探索。诗歌除内容外,形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同光体诗人大量运用长题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为诗坛注入另一种空气。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相辅相成的,新人与古人、新诗与古诗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文学与文化的“互文”现象,它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前提。陈衍主张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相结合的观点,正反映了这种文学互文关系的现实可能性,而清末诗人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