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论战述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论战的两极是“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对立。这场论战事实上进行了两个讨论：一是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一是关于“全盘西化”观点的讨论。今天研究这一历史上的论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争论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６日,陈立夫在南京市政府扩大纪念周会上发表题为《文化建设之前夜》的演讲。他说：“吾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     

迷途中的文化探索——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文化论争

本文回溯了五四时期 ,在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杂志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的东西文化论战。着重评述陈杜二人关于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统整特性等问题的不同文化论点 ,并且对双方的论战心态、讨论文化的不同观点作出进一步分析。文章摒弃绝对的政治性判断 ,将此文化论战阐释为追寻现代化发展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径 ;同时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 ,肯定了《东方杂志》作出有益的学理性勘探 ,但指出在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下 ,平静的学术立场终究无法摆脱无奈的命运 ;《新青年》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 ,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论著,但一些重要的史实仍不清晰,有的则被曲解。在整个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都呈现为政治性占主导地位,学术因素受政治观念的制约,故不能剥离政治性来研讨社会史论战的史学影响。在论战之初,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应是组织性举措;王礼锡编辑的《读书杂志》实际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论战的舞台。对于社会史论战,其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不宜评价过高,真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提供充实理论依据者,乃是随后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正> 所谓东西方文化论战,是“五四”前后,在文化战线上发生的一场规模不大的论争。开始阶段,革命民主主义者参加了论战;但在它的后期主要成了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内部的一场论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现在研究这次论争,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以更好地贯彻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方针。     

民国年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几次论战

上个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提出了“定为工国”的口号,指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然而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本世纪“五四”以来,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中国文化趋向——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本位的论战,同时在经济思想领域还爆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即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战。后一论战时断时续,一直延续至四十年代初期,按时期、内容、性质来分,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加以阐述,目的在于梳理清楚这场旷日持久、时兴时息的论战历史,以期揭示工业化理论在中国得到普遍接受和研究不断深化的历程。     

对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探索的评析

<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邓小平为之悉心思虑并进行艰辛探索的重大课题。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科学解析和准确概括,已经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探索体现了鲜明的实践特质 考察社会主义思想史,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德国历史学家比尔曾经分析,甚至“社会主义”的名词,也必然是在“辩论中创造出来”。在英国,1841年1月5日至7日,爆发过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布林德利连续三天的论战。作为这场论战的记录,欧文于当年就出版了《罗伯特·欧文和约翰·布林德利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公开论战》一书。在论战中,欧文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规定。     

曼海姆与霍克海默关于新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战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德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新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战。这场论战起因于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提出的新意识形态概念和理论。曼海姆的新意识形态学说一诞生就遭到了人类学家海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马克思·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W.Adorno)的批评。这场论战主要是在曼海姆和霍克海默之间展开的。了解他们之间的争论对于我们认识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三种文明”观

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东西文化论战,幻想着以"中体西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国人已超越东西方文化局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全新的"世界文化"这一意识,而李大钊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把"世界文化"这一意识与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结合起来了,构成了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二种文明观.     

论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之演变(下)

从“农化”到“工化”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另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与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而持续的时间更长,在五四以后的许多年中又不断有人提出来讨论。对这场论战,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这大概是由于把它视为纯粹的经济理论方面的问题了。近年来有关这场论战的文章资料的不断披露,使我们深感这场被人忽视了的论战是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而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进行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之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明末哲学论战及其理论意义

王门后学因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的内在矛盾而分化 ,并因此而诱发了一系列哲学论战 ;其中 ,关于“本体工夫之辩”和“性善本体与心体无善无恶之辩”的哲学论战 ,对于明末清初哲学思想的演变、尤其是以“黜虚崇实”为思想理论特征的实学思潮的兴起 ,有着涤旧布新、破块启蒙的意义     

文化变革与社会进步

1.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化之争贯穿始终的.这场文化论战,既是清朝末年中学西学之争的延续,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的反映.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历来存在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但是,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对立着的两大文明体系来进行分析、比较、评判、论辩,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相结合,成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论战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问题甚多.论战的实质,是反映了社会变革的需求,实际上也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就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和如何进行改革展开的辩论.     

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

近五年来,人文学界围绕儒家伦理是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的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特别是爱有等差观念,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儒家伦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儒家伦理应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承担责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从文献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方法学乃至比较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场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其主流话语由以往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转变为对于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色,因而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福建事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论战,是三十年代初期由现实政治斗争直接引发的一场思想理论大论战,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争论。这场论战同国共之间斗争以及同中共与托陈取消派斗争的关系,有人已作专文评述。但是,有一个问题以往多被忽略,这就是,通过这场思想论战,国民党     

伊什梅尔·里德与多元文化思想

在当代美国作家中,伊什梅尔·里德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美国"文学"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支持者。自19世纪早期以来,美国就信奉"一个永不分离、全民共享自由与正义的国家"这样的政治神话,以此弱化其多族裔、多文化的特性。里德有效地挑战了此类神话的可信度,在论争性的杂文、作品选集和小说中都坚持最大限度地确认美国文学和社会进程中多元文化的交互式存在。本文简要论及里德与国家的"论战式对话"可能表明了什么,认为他的《由此的19位巫师:1970年代美国原著集》(1970)、《卡拉菲亚:加利福尼亚诗歌》(1979)、《多元美国:文化战争与文化和平论文集》(1997)、《从图腾到嘻哈文化:美洲多元文化诗集,1900-2002》(2003)、《议事会:美国经历的错误描绘——由彼及此的短篇故事》(2009)等系列著作为美国和全球语境中关于"文学"多元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等持续的争辩既提供了论题,也献上了证词。     

《商君书·更法》注译

更法就是变法。这篇文章以对话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秦国变法前夕,商鞅同甘龙、杜挚在要不要变法的问题上进行的一次大论战。这次论战实质上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一次政治斗争。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严厉批驳了甘龙、杜挚“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复古倒退思想。商鞅根据历史的事实,指出“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主张。这场论战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揭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有的地方暴露出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     

要重视文艺的民族性——对近年来中西文化大论战的反思

关于文艺的民族性问题,本来并不属于什么新鲜论题。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产品,都会打下本民族的烙印,都具有本民族的属性与特点,这是经过好几代人研究和探索后,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予以证明了的,对如何建设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事业,也早已确定了方向与路线。但曾几何时,在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一场影响很大的中西文化大论战。我们今天对这场论战作进一步的历史反思,对彻底解决文艺的民族性问题相信会有所启示。     

五四时期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与李大钊

<正>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文化思想界进行了一场相当规模的“新旧思潮之激战”。这是我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新兴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共同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的大论战,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财富。然而,这样一次论战在过去曾长期被忽视。今天是应该让其重放应有的历史光彩的时候了。     

陈序经与1934年广州文化论战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讲，引发了１９３４年广州文化论战。面对反对 者的诘难，陈序经等人以岭南大学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言论，进一步阐明了全盘西化的文 化观。这场论战反映了３０年代广州思想界的基本特点．并成为１９３５年全国性文化论战的 预演。     

陈独秀是终生“非孔”派(下)

四、中西文化论战：在比较中非孔新文化运动中兴起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大论战。当时的各派代表人物几乎都参加了这次讨论。陈独秀是这场论战中“欧化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１、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不仅把孔子儒家放在纵的历史发展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