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研究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只有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出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因此,深入思考我国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根源就成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思想基础.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发展

改革开放的持续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遇了挑战。历史经验证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吸取国内外政治风波的教训,始终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基本维度探析——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误读的解析及纠正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这是它与以往一切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现实中一些学术文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把握上存在着一些片面性或者误区,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象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因此,要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就必须从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以及其自身的“历史生命力”三个方面入手。     

态势·成就·展望：新时代十年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回顾和总结新时代十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态势和主要成就，能够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宝贵的理论借鉴和路径参照。新时代十年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面总体向好但风险仍存。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取得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地位的重视达到新高度、党管意识形态主体责任的落实取得新成效、党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建设迈向新阶段、党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推进汲取新动力。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特征

［摘要］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担负起传达社会主义思想和观念的重任，并伴随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特征，可以划分为政治颂歌与捍卫新生（1949年至1957年）、革命史重塑与乌托邦想象（1957年至1962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修防修（1962年至1966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贯穿这三个阶段始终的，是“启蒙理性和现代意识从淡化到消解”的变化过程，是戏剧在走向现代的征途上，以人为本的现代性诉求逐渐被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理念压制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其科学内涵,具有阶级性、层次性、能动性等特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提供了哲学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适应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的创新发展,有效适应了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新变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指导下的先进性和大众性的统一。新形势下,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动反作用理论为指导,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性理论为基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理论为警示,坚持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重新解读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

批判修正主义思想是共产国际运动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内容,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甚至是派别的利益蒙蔽,这种批判带有很大的意识形态偏见。超越意识形态的话语遮蔽,我们会看到修正主义者的很多主张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远比现象复杂得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就应该更平静、更理性地清理这段历史公案,梳理这段在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论辩,以探取新的思想资源。     

建议把“鬼”字简化为“(一人)”——从太平天国改“魂”字为“(云人)”谈起

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的反孔斗争,曾经有力地推动了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大好形势的发展。这场斗争,也推动了汉字改革(主要是简化汉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详见《光明日报》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刊登的《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推动了汉字改革》一文),为我们今天的文字改革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狠批孔老二迷信     

现代派与民族化——从新时期的“现代派”小说看创作家的民族化意识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拉锯战在历史新时期演现得如此激烈,以致困扰了新文学几十年的文艺民族化问题在这个文学谋求创造性发展的时代仍然争论不休,熄灭不了惹事招非的硝烟。文学的民族化问题作为一个评论界的话题并非毫无意义,但是,乖背了文学本位的立场,脱离了文学创作的实际,不是确认并拓展文学的审美功能,而是一味抱住那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不同语境

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有不同的哲学知识背景,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意识形态涵义的理解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阶级存在,民族国家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终结.     

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

“意识形态治理”是指或归属或依附于一定社会统治阶级的治理主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多样治理方式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资源,通力协作地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动态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类型历经了从革命型、建设型到治理型的历史嬗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方略是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维战略转型;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完善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提升研究

意识形态功能是意识形态基础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意识形态功能提升视角切入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视阈。在意识形态功能的研究中,抛开时代背景和具体实践谈功能,极易出现意识形态功能研究的“虚化”,形成对意识形态功能的空洞认识。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论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外交领域的相关功能,以期在市场化、“微时代”、全球化的大环境下通过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净化网络空间以及争夺国际话语权等途径,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全面提升。     

从意识形态批判到“交往理性”构建——深度解释学视域中的哈贝马斯技术批判理论

意识形态研究可以在深度解释学方法论构架内得到恰当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将意识形态理论融合进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框架内,其技术统治论是一种新意识形态理论。从深度解释学视角看,新意识形态论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象征形式,是一种历史谋划;相对于旧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更具迷惑、辩护和操作性;在韦伯对自然祛魅和现代社会理性化解释基础上,哈贝马斯新意识形态论是对现代性的再解释: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工具理性在交往领域的扩张并占据支配地位;回到生活世界,重建交往理性可以为现代社会发展建立牢固基础。     

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要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本文依据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考察,论证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极端必要性。作者认为,意识形态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重要斗争形式,意识形态领域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战场,因此我门必须正确认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打好思想理论战线的持久战。     

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重要着力点。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变革的重大判断为立足点,致力于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转变的现象表征、演进逻辑、经验总结入手,对这一新形势、新判断进行阐释。在现象表征上,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工作定位更具科学性,制度臻于完善,话语体系彰显时代气息,对错误思潮批判卓有成效;在演进逻辑上,分别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时代逻辑探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理路;在经验总结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根本,明确党管意识形态逻辑,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意识形态安全阵地,坚持伟大斗争,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行稳致远。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经验研究——基于国家总体安全的视角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为了更好地凝聚共识、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围绕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内外部条件、联动要素、方法导向和舆论边界等多重逻辑展开,在战略定位、基本导向、内在方针、思想舆论的引导中定准位置、树立靶向,把握重点,明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与方法加以革新、引导意识形态领域深化改革,对"三个问题"进行辨析和合理引导,并划分了思想舆论领域的"三个地带",有力维护了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使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     

“新常态”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思考

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常态”的思想对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启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文化精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常态”主要反映为监管“速度”和“质量”并重的效率观,力求一般性与特殊性相平衡的方法论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的发展观。     

“文学审美特征论”:童庆炳文艺美学思想述评

童庆炳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有历史的特殊语境和理论资源,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重要创新,有现实问题的关切与回应,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领域主流话语之一。本文以《童庆炳文集》十卷本为主要依据,着力梳理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的缘起、表述及要素,剖析童庆炳"审美"概念的多重涵义、"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内涵及其在文本中的表现形态,旁涉童庆炳对本质论的坚守及其"美是价值"、"美在关系"、艺术美源于"形式对内容的征服"为代表的美本质论,对全面、准确理解童庆炳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析"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方法论谬误

发端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一种国际思潮,其引起激烈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它触动了现代政治最为敏感的神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个是现实可行的方案?"意识形态终结论"在所谓客观的社会学研究背后,隐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在方法论上具有形而上学性。其理论缺陷主要表现为对精神分析与社会学方法的误用,滥用精神分析使得"社会心理化、心理生物化"成为解释社会历史的公式,而其意识形态的立场则使得社会学的实证方法不再客观,充满了先入为主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