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

作为魏晋南北朝诗坛的主要体裁的五言诗,因功能不同形成不同的体制.乐府五言在文体上的历时演变及其与同时的徒诗五言的分合关系值得着重论述.五言出于乐府,在魏晋诗坛上分流为乐府与徒诗两体.乐府体五言在脱离音乐之后,一方面在形式上受到徒诗五言藻饰、对仗等修辞技巧的明显影响,内容上也受到徒诗五言主观抒情、哲理化等作风的影响;但作为乐府体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保持其体裁的特点,与汉乐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其中内部衍生的题材系统、叙事文体、"结体散文"的形式等因素,表现出与徒诗五言明显不同的文体特点.     

论秦嘉、徐淑的五言赠答诗

秦嘉《赠妇诗》三首和徐淑《答秦嘉诗》一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当中出现较早、艺术上较有成就的一组五言诗。秦嘉、徐淑赠答诗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东汉后期文人五言诗创作已趋成熟,五言诗的文人化倾向已趋明朗,五言诗体已告形成且开始活跃于诗坛。秦嘉、徐淑赠答诗还开创了赠答诗这一创作形式,开拓了五言诗题材上的创作领域。徐淑《答秦嘉诗》的骚体五言形式,是四言体、楚骚体与五言诗体相结合的产物,是五言诗体发展史上难得一见的活化石     

关于形式体言“こと”、“の”的用法区别

“こと”、“の”作为形式体言,都可以代表“事情”,有时可以替换使用,有时必须用“こと”,有时必须用“の”,使用起来区分很难。从后续词的用法规律上“こと”、“の”的“抽象”和“具体”的语法特征上看,形式体言的语法特征与后续词的词性要求有着互相适应、互相制约的关系。     

论古诗句式的形式意味

句式是诗歌文本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决定诗歌文本形式特征基本性状的直接、基础的形式构件。古诗句式,由于其长短不同,韵律节奏不同,形成不同的形式意味。本文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古代形式批评资料,认为二言质木啴缓,声音和色泽皆质朴;三言句式径直而端正;四言句式优游委婉;五言质朴、亲切、安恬、平淡天真;六言句式甘美妩媚,呆板少顿挫斡旋;七言华美、庄重、敏捷迅疾、浩荡慷慨;八言句式较六言更为呆板;九言句式字数繁多,没有充沛的气势的驱动,繁多的文字反而会成为累赘,很难浑然一体,成为四言与五言的简单叠加。四言、五言、七言是古代诗歌的主要句式。齐言诗中七言是古代诗歌容量最大的句式,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和十二言,鲜有感人至深的诗作,只有特殊语境存在少数有感染力的诗句。     

山西代县方言的起始体

起始体着眼于事件的起始阶段 ,侧重于表示动作行为的起始或情状变化的开始。文章考察代县方言的起始体 ,对代县方言起始体的语法意义、语法形式作了初步描写 ,并进一步对起始体标记“起”“将来”进行较深入的分析比较 ,探讨了代县方言起始体的特点。     

二难推理与假言选言推理关系新说

二难推理与假言选言推理这两个概念之间，既不是逻辑学界多数人所认定的种属关系，更不是少数人所坚持的同一关系，而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即假言选言推理是“体”，是逻辑上的普遍形式；而二难推理则是“用”，是假言选言推理这一“逻辑上的普遍形式”在论辩场合的具体运用。换句话说，二难推理是由两个假言前提和一个二肢选言前提组成的假言推理的一种最常见的运用形态，而决不是推理形式。故任何时候，形式逻辑都不应围绕“二难推理”正面展开。据此，国内现行逻辑教材尚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论汉语诗韵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发展方向

汉语诗歌的研究无非是形式与内容的研究,韵是其形式之一,义是内容。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统一的。诗韵之于诗歌犹如“文”之于“言”。“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诗”而无“韵”,味同嚼蜡。我们对汉语诗韵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作了简要的分析与探讨,并且就汉语诗韵作了设想举要,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到汉语诗韵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汉语诗韵研究的发展方向。     

七言之起与七言体晚兴和律化

七言体起于七言句式的确定,骚语由于缺乏七言句式的限定不能指为七言体之起。七言起于汉代谣谚、镜铭、歌诀,亦有文人偶作并赋体七言系辞,但汉乐府五言蔚为正宗,并以文人拟乐府居于雅正,而七言俗制罕作。然七言魏晋不兴,非在句句平韵导致意脉不相连属、不堪叙述抒情,而主要在于俗制不入、句长为难。及南朝宋鲍照七言隔句押韵新造其体,开启南朝七言之盛,与五言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卒成七言律体,但命意、造语犹仍南朝乐府七言,表现为早期七律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七言新体形成既晚,不及五言经由自汉以来文人拟乐府的长久积累形成文人创制的精工锻炼。在七言律体的形成过程中,声律和联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论奇偶言板块运动的高速状态──慢词

文章试图从诗之一体的层面探索慢词的体式特征。慢词是奇偶言板块的高速运动与唐宋燕乐中的慢曲相纠葛的艺术形式,它以挟带赋体遗韵的四六言为主体的偶言与诗的五七言为主体的奇言的高频率、大幅度的交错间杂、翻变组合为基本格局,拥有层出变化的体式,空间上的参差和谐以及流转变幻音律之美,是抒情艺术的最佳载体。     

论联言推理的形式及其作用

联言推理是运用得比较广泛的一种推理形式,但是,在逻辑学教科书中一般都没有作详细的介绍,有的甚至没有提及这种推理,其理由是这种推理比较简单,容易掌握。其实,从人们的思维实践活动来看,联言推理并不简单,它有着较为丰富的内容,在认识过程中有其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试图对联言推理的形式及其作用作一些简略的介绍,以期进一步丰富联言推理的内容。对联言推理的分类,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我们根据作为联言推理的前提和结论的判断类别这一标准,将联言推理分为简单式和复杂式两大类。     

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重变奏中 ——论穆木天的前期诗论和诗创作

“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新诗革命则是从诗歌形式上的解放入手。诗体的解放,关键在于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没有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就没有中国现代新诗。朱自清在《新诗杂话·真诗》中提出:“按诗的发展的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四言出于《国风》、《小雅》,五七言出于乐府诗”,而新诗却是直接“接受了外     

也谈复合命题之间的等值转换

本文较全面而系统讨论了普通逻辑中联言命题、相容选言命题、不相容选言命题、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和充要条件假言命题之间等值转换的一般形式,从而深化了复合命题之间的等值转换理论,同时指出了等值转换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这对加强人们的逻辑思维训练、语言训练以及学习现代逻辑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朝四言诗嬗变历程

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创作的又一个新台阶.刘宋诗风弃东晋淡乎寡味玄雅诗风而去,寄兴遥思、吟咏性情之风扑面而来,即使是典型的四言赠答诗也踏过东晋以来衰退的风气,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当玄言诗长期统治东晋诗坛,谢氏家族以山水摹状为主要内容的四言体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为沉寂的诗坛增添清新之气.南朝后期四言诗四言体居多,实属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的杂骚体,极具南朝修辞艺术之美而不失汉魏风骨.     

“Be＋doing”结构的言外之意

实际运用过程当中，很多对进行体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其语法语义的表层含义，而忽略了其内在的暗含意义。从语用学角度对进行体和一般体进行分析比较，对进行体所表述的言外行为作以简单探讨，从而揭示了进行体所表述的言外语用含义。     

日汉差比表现中比较对象的对照浅析

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中日对译语料库的小说中出现的差比表现「より」和「比」字句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日语和汉语的差比表现中比较对象进行对照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日语的差比表现中并没有像汉语的差比表现中比较对象必须主题化这样的限制,从比较对象的属性成分来看,日语中能充当比较对象的只能是像名词,名词短语等之类的体言,而用言则必须要加上形式体言使其体言化才能充当比较对象,而汉语中并没有这样的限制。     

联言推理新探

联言推理是复合判断推理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出版的逻辑著作,只介绍了联言推理的组合式(即合成式)、分解式二种推理形式。这未免过于简单。人们知道,凡是一个正确的复合判断的推理形式,必须是一个永真式。而联言推理组合式的推理公式:p,q→P(?)q不是永真式。因而它不具有联言推理的逻辑性质;它只具有联言判断的逻辑性质。所以它实质上是一个联言判断,不是联言推理正确的推理形式。联言推理的分解式的推理公式:q(?)q→p,或p(?)q→q,是一个永真式,它是一个有效的联言推理形式。它是以一个联言判断为前提直接推出一个直言判断为结论的联言直接推理形式。联言推理除了联言分解式的推理形式,还有联言间接推理形式。     

论梅村体

明清诗坛上,抱残守缺、摹仿唐音宋调之风盛行,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能学古而不泥古,在借鉴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这方面,成就突出的当首推吴梅村。吴梅村在明末清初诗坛上声誉极高,“蔚为一时之冠”。他一生诗作一千零三十首,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的当为梅村体,即吴梅村在学习借鉴长庆体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诗歌风格。它的内容以反映明末清初的重大史实为主,形式上为五七言叙事歌行体制,风格含蓄深沉,回环绵密。下面就梅村体的内容和艺术两方面作一粗略的探     

贞观诗坛宫廷诗格律的发展探察——以李世民为中心

格律诗的核心是重平仄，从这一核心出发，对以李世民为中心的贞观宫廷诗坛创作的五言八行体诗歌的平仄格律进行了梳理，由此探察了唐五言律诗格律形式的发展。     

《型世言》中的结果式"得"字句研究--《型世言》语法考察之二

本文着重考察《型世言》中的结果式“得”字句,描写其构成形式,分析其补语语义所指,并同现代汉语比 较,揭示其历史特点。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