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诗论

1937年7月,胡风在上海自费编印《七月》旬刊,同年7月移至武汉,改为半月刊.作为一个诗人,胡风在《七月》的编辑工作中,对于及时地反映抗日的现实生活、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格外注意,常把它们编排在刊物的首篇.此外,他特别致力于培养和造就青年诗人,注意在《七月》上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因而在《七月》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青年诗人.他们之中有艾青、田间、阿垅、鲁藜、邹荻帆、绿原等诗人.他们的诗篇真实地反映了抗战的现实生活,抒发了人民大众高涨的抗战热情,在艺术形式上,继承和     

胡风的诗歌美学思想概说

胡风的文艺论著中包含了不少诗论文字,其中《田间的诗》、《吹芦笛的诗人》、《略观抗战以来的诗》、《关于诗和田间的诗》、《四年读诗小记》、《关于风格》、《关于“诗的形象化”》、《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诗论篇章。它全面地涉及到诗的本质、诗的创作规律以及诗的形象、题材、技巧、风格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诗歌美学系统和诗歌评价系统,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占有独特而光辉的地位。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胡风诗歌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说:诗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底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诗是“用真实的感觉,情绪的语言,通过具体     

谈公木的新诗论

公木同志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也是著名的诗歌理论家。在诗歌理论研究上,他的成就是卓著的。他的诗论分为古典诗论和新诗论两部分。本文重点谈他的新诗论。 公木同志的新诗论,不是就诗论诗,也不是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在各个时期,在新诗的不同发展阶段,针对诗歌创作的倾向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阐明自己的看法。他     

钱钟书与陈衍诗论之异同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三元说”“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以及诗歌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成为同光体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钱钟书与陈衍的诗歌理论,并指出了二人在诗论核心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钱钟书与陈衍诗论之异同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三元说""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以及诗歌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成为同光体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钱钟书与陈衍的诗歌理论,并指出了二人在诗论核心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论梁宗岱早期诗歌创作对其诗论建构的意义

梁宗岱的早期诗集<晚祷>,收入诗人1921～1924年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形成自己独有的美学特色--注重自我内心的情绪表现,借助自然意象,通过暗示、象征等手法营造一种意境与氛围,使人产生圣洁的、虔敬的情感.梁宗岱早期诗歌创作对其诗论建构的意义在于:为接受法国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诗人特有的旨趣与眼光,使得梁宗岱的诗论更具有新锐的见解与美感的恒久魅力.因此,我们研究梁宗岱的诗论不能离开他早期诗歌创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复活一个本真的梁宗岱以及揭示梁宗岱的诗论价值及美学意义.     

毛泽东诗论评析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同时也是才华横溢的杰出诗人。他的许多文论、诗论和美学思想,除见于《毛泽东选集》外,还在一些与战友的书信和谈话中。我们如果要全面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如何评述现当代诗歌的来龙去脉,就必须以他的有关书信作为起点。他在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同志的谈诗信,于文革结束后公开发表。这封信字数不多,内涵却十分丰富,应是研究毛泽东诗论的第一手资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重要的组     

魏源诗论述评

魏源是近代著名的改革派思想家。其诗论力主尊情,强调诗歌表现真情和怨情,抒写怨愤和忧患。同时,魏源强调诗歌反映现实,为现实政治服务。在艺术表现上注重赋的表现手法。魏源的诗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论王若虚诗论的主体性特征

金代后期著名诗论家王若虚在阐述诗歌创作的时候,非常注重诗人主体意识的张扬和主观情绪的发挥.相对于其他的诗论家来说,王若虚不主张诗歌表现方法上的典繁意密、语言形式上的浮靡夸饰,以及意蕴构思上的一味求奇,而是要求诗歌能够做到"以意为主"、要"自得".其诗论的实质就是强调诗人主体意识在诗歌创作中的支配地位,杜绝文字游戏和无病呻吟.这对金代中后期柔弱尚奇的不良诗风显然是一种拨正.     

陈后山的诗论

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中仅次于黄庭坚而位居第二的领袖人物,他独特的诗歌造诣对宋诗风貌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他颇具特色的诗歌理论对江西诗派的繁衍壮大也曾起过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文学评论界一直把陈师道视为形式主义诗人加以简单否定。随着目前宋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已有不少文章对黄庭坚的诗艺重新评价,确认了黄在宋诗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相比之下,对陈师道的研究尚显薄弱。本文试就其诗论作些探讨,以求补漏纠偏。     

绝地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论袁枚性灵诗论特征

袁枚是清乾隆时代最大的诗人、最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本文主要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出发,具体论述了袁枚诗论与其他诗论、特别是公安派的性灵说之异同,指出袁枚诗论的四个方面特征: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强烈的诗学叛逆性、高度的思维辩证性和博大的理论包容性.     

胡风对抗战文艺的历史贡献

本文全面考察了湖北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活动及理论主张 ,认定胡风创办《七月》 ,发表反映人民希望与感情的新诗和报告文学作品 ,并因之组成浩浩荡荡、影响深远的“七月诗派” ,功不可没 ;更重要的是他在战争条件下 ,捍卫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 ,孕育和形成了完整的“胡风文艺思想” ,从而为指导和推进抗战文艺运动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清初博学鸿儒科与性情诗论的转向

博学鸿儒科是清初文学发展的转捩点。博学鸿儒的性情诗论,体现出清初性情诗论的多维转向。其一,强化诗人主体性的转向,针砭摹拟弊习与倡导真性情相结合,破立并举的论述方式呈现出自觉的批判指向与立论意识。其二,复归平和的基调转向,性情诗论的情感与审美基调因时而变,从慷慨激烈转向柔和平缓,蕴含着对清朝的政治认同。其三,凸显政教观念的转向,推崇"性情之正",依托《诗经》、杜甫诗歌宣扬礼义、忠孝等思想,与清朝的政治诉求相适应。博学鸿儒的性情诗论,既是诗学理路调整的内在需求,又与社会形势、政治环境、士人心态等变化密切相关,起到了形塑"本朝"诗风、促进庙堂之音的作用,并影响到后人对明代文学的认知。     

从梁佩兰诗论看清初诗风的变化

明代自中期以后,诗坛上各种流派蜂起,它们相互之间的争论辩驳,促进了诗歌理论的发展。但受偏执习气的影响,各种理论往往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随着清朝的建立,诗坛理性意识增强,反思明诗弊端成为一时风气。清初岭南诗人梁佩兰是岭南诗派与中原、江左诗派沟通的桥梁,从他的诗论中更容易看出明代诗风转变的线索。通过对梁佩兰诗论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究清初诗风发展的状况。     

传统文化中的古代诗歌及诗论

把我国古代诗歌及诗论放置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来加以考察,或许对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其特质而不是泛泛地解释一些表面现象有所帮助。当然,古代诗歌及诗论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样问题就变成古代诗歌及诗论如何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为着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首先讨论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什么?     

毛泽东诗论管窥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对当代中华诗词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其诗词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此向世人展示了中华诗词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和至今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二是开创和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以豪放为主而又不废婉约的新的当代中华诗词之风;三是他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古今中外诗歌与长期从事诗词创作的过程中,在以领袖和诗人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出了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当代中华诗词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清后期至五四诗论发展的逻辑进程

清后期至五四诗论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层逻辑。翁方纲的诗论是清后期宋诗派的源头;从乾嘉诗风中脱换出来的何绍基的诗论,其主流是宋诗派,其偏枝则由林昌彝走向黄遵宪和梁启超;宋诗派是从乾嘉诗风进至维新派诗界革命论的中介;维新派虽与宋诗派有差异,却未构成直接冲突,冲击了宋诗派主流地位的是以柳亚子为代表的部分南社诗人。从清后期至五四诗歌发展演化的过程来看,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不仅标志着一个诗学史阶段的逻辑终点,而且为五四新诗阶段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

“宗唐得古”,即诗歌的“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有元一代诗人创作、诗家论诗的一条法则,它一方面完成了救治金末、宋末诗坛积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元代诗坛的相对繁荣。“宗唐得古”诗论的提出始于戴表元,本文谨从他的“性情说”、对清新疏朗诗风的倡导、穷而后工的创作要求等分析其“宗唐得古”的诗歌理论及其对元代诗坛的影响     

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谈梅尧臣诗论的读者意识

梅尧臣以唐代诗人的创作理论为基点,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诗歌的接受理论领域,在其诗论和诗歌创作实践中关注读者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意境说召唤读者;创新意识吸引读者;情真象实感染读者。     

戴着镣铐跳舞——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二元论态势

胡风文艺理论具有双重性 :既是政治工具 ,又是审美创造 ;既追求“诗人”使命的完成 ,又时刻不忘“战士”的责任感 ;既以集体为本位 ,又时刻不忘人的主体能动性。胡风文艺理论对文学的时代性与审美性的整合构成了其文艺思想的二元论态势。胡风文艺理论的二元论状态一方面是对自身双重社会角色的调和 ,一方面是对当时强大的社会本体和现实政治形势所作出的不失原则的文化妥协 ,这表现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艺术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