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语言词类活用修辞功能试说

援引信息理论以为借鉴,尝试分析了文献语言中一些典型的词类活用的用例,认为它们不仅是语法现象,也是修辞手段,往往具有多方面的修辞功能,如改善信息接收状态、提高信息的传递效率、在接收的环节上酿出新信息等等。因此,如能从修辞功能的角度加以研究,一定会使我们的古代汉语的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都爆出新的亮点。     

汉语词类问题反思

汉语词类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不一致,划分不彻底,有时很难对某个具体的词进行归类;二是语素、词、短语界限不清,界定标准操作性不强;三是对词语的语法特征认识不深刻,观点还没有统一起来,语法特征与词类的关系定位模糊不清。词类要走出现状,划分标准应该一致,词类的划界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语法特征尽可能解释整个词类。     

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

从汉语词类划分的目的出发 ,比较别的划分词类的观点 ,有利于对汉语划分标准的认识和确定     

汉语词类之争及其文化心态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 自《马氏文通》以后,汉语语法学者都把汉语的词分成九类。这九类词,究其实质,即西方语法的八类词加上实在放不进八类词中去的助词。在中国现代语法学界看来,词分九类,是世界语言的语法通则,是推演语法体系的“公理”,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英语不是有noun么?汉语的“人”、“树”、“山”难道不是“名词”么?英语不是有verb么?汉语的“吃”“看”“跑”难道不是“动词”么?英语不是有adjective么?汉语的“红”、     

原型理论与汉语词类教学

词类教学是汉语教学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老师难教,学生难学,教学双方困惑重重。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词类系统本身理论上的局限和人们认识上的误解。词类划分标准不一,语素、词、短语界限不明,语法特征模糊不清等。词类是原型范畴,而不是经典范畴,这是解决词类问题的关键。认识了这一点,教学双方所有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汉语成语中词类的特殊作用

汉语成语是汉语言中的一朵奇葩,它形式规整,内函丰富,言简意赅;在语言中使用频率颇高,并且在一句话或一段文章中,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表达作用。然而,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不甚了了、人云亦云者有之,用词不当、张冠李戴者有之,南辕北辙、大相径庭者有之。凡此种种极大地危害了汉语的纯洁性和规范性。究其原因,是因为汉语成语大多不能望文生义,释义工作复杂所造成的。     

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反思

研究实践表明,汉语词类划分存在词无定类或类无定职以及循环论证的问题。汉语词类问题源于西方语言学,印欧语言的词类是一种有形态制约的句法手段,汉语没有这样的形式手段。汉语词类是一种“赤裸裸”的意义类,由于词的意义与句法功能之间有比较稳定的关联,句法功能可以作为意义同类的验证手段。目前以句法功能为标准划分词类,是为了讲语法方便,这只是一个权宜方案。由于词类是词与句法结构的接口,汉语词类研究应该着力探寻词的意义与句法功能之间的关联,进而转向直接研究词与句法结构的接口问题。     

浅观汉语词类的划分

汉语词类划分一直被认为是学界的难题,而如何划分又是语法分析的基础问题,所以本文针对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与探讨。     

同形词族和汉语词类划分

汉语的同形组合结构说明形式相同、意义有联系但功能不同的几个单位不具有同一性,不宜看作一个词,它们是同一个词族里的不同成员。汉语词族里边的不同成员在形式上没有区别,因而,词族是同形词族。“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汉语词类不与句法成分相对应”这些结论是用单纯的意义标准鉴定词的同一性的必然结果。     

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今昔

<正> 在汉语语法学史上,最早制定划分词类标准的是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在此之前,人们虽对汉语的词类有些零碎的研究,但都没有对词类进行完整的分类。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较为全面的划分词类的标准。《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中说:“夫字类与句读,古无论及者。”而《文通》能够明确地提出划分词类的标准,这在汉语语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为汉语的语法研究、发展,开创了道路。《文通》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从不自觉地研究进入自觉地研究时期。     

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词类问题

一、导言(一)汉语语法研究历史简述汉语语法的研究,开始得较晚。古人虽然也曾进行过这方面的讨论、研究,而且也有论著,如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但是,他们不是把汉语语法作为整个科学系统来加以研究的。把汉语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研究的始于马建忠。马建忠采取当时西欧极为盛行的波耳——瓦耶尔学派的语法理论,即以逻辑为语法研究的     

句法结构·词类义标准——关于汉语词类划分问题

在一九八一年开始的我国语法学界关于汉语析句问题讨论中,笔者提出了“句结构成分分析法”这一方法,写了几篇文章从不同方面论述,《汉语句法分析问题》(下简称《句法》)一文,较全面地谈了笔者对汉语句法分析的看法。本文想再谈谈汉语词法——词类划分问题。 1953——1954年我国语法界就词类划分问题进行过大规模的讨论。尔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少见了。近年出版、再版的几套《现代汉语》教材,均谈到词类划分标准。它们所主张的大致是1953——1954年那次讨论成果的反映,这些标准当时均提了出来;同时也是那次讨论所争议的问题的继续,如一个标准和多个标准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吕叔湘先生在《关于语法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书中表示过明确的意见:“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一次只能用一个标准,……如果同时应用两个标准,这两个标准就有打架的可能。”     

从“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问题说到汉语的词类问题

一朱德熙、卢甲文、馬真三位同志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年第4期,51—64頁上发表了一篇題为《关于动詞形容詞“名物化”的問題》的論文,对現在流行的一种企图解决汉語一詞多类現象的理論。即“动詞形容詞名物化”的理論提出評論,附带地也对高名凱的詞类理論提出意見。我們細讀这篇論文之后,觉得这篇論文,正如某些人所說的,①的确是給划分汉語詞类問題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从这缺口里流出的水却沒有流入他們所希望流入的渠道,相反地,却正好流入了他們所批評的汉語实詞沒有固定詞类的理論的大河、因为这篇論文虽然正当地批評了名物化理論的某些論点,但也有許多矛盾的論証,它不能証明作者們所认为正确的理論,它实际上反而証明了作者們所坚决反对的学說。     

体用同形与词类活用说

先秦汉语名动同形有两类,一类以名词引申出动词,一类为动词引申出名词.由动词引申出名词的通常视为兼类词,由名词引申出动词的则有两种不同看待,一部分作兼类看,一部分看作名词活用为动词.而从本质来认识问题,名词引申出动词者,都属于体用引申范畴.只是由于后代词形的分化和使用上的分工,原来体用同形的词,有一些只剩下名词的用法,活用论者往往依据后代的用法,来律定先秦汉语的词性.     

《马氏文通》字类假借说浅议——兼论汉语词类划分问题

<正>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词类问题始终是个难题.从《马氏文通》至今历时九十年了,虽然前辈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但由于汉语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圆满的解决.虽然经过五十年代词类划分的一场大论战,无词类论者已无多少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有词类论者的完全胜利.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词的基本用法和临时用法的区别,兼类跟活用的划界,同音和多义的区分等,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我们以《马氏文通》的字类假借说为出发点,考察一下汉语词类划分的历史,或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现代汉语中划分词类的问题

我有些教中学的朋友,他们认为划分词类应以词的意义来分,从语法上来分类说不清楚。借此,我想说点看法,与之商榷。 我准备谈以下几个问题。 A.什么是“词类”? 词是能够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词汇单位和语法单位。语言中有各式各样的词,它们是可以分类的。     

对汉语词类划分原则的理解

长期以来,关于汉语词类划分原则有种种说法：词义说、形态说、功能说、意义功能说。我们从语用与教学入手,从“组成”与“规则”界定,把词义词汇义与句义结合、词式与功用统一,提出新的语法意义与功能原则。     

汉语词类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汉语词类的研究,是我国语法学界用力最多的问题之一。王力先生在四十年代时说:“这二三十年来,中国语法学家所争论的全是词的分类问题和术语问题。”五十年代初期,语法学界又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讨论。几十年来,经过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汉语词类的研究硕果累累。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本文试图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作一简单的回顾和展望,总结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提出尚待研究的课题。     

当代汉语新词语词类活用现象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普及、人们对语言变异的追求,新词语的词类活用现象引人瞩目。文章结合对当代汉语新词语活用现象的调查,运用兼位理论从语义-语法角度初步考察了当代汉语新词语词类活用现象。依据兼位的分析方法,将语义-语法是否具有复合性作为判别词类活用与兼类的标准。在新词语活用范围的界定上,应该坚持从严标准,注意与其它非活用现象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