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首饰

《金瓶梅》是明中叶城市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市井文化的繁荣。《金瓶梅》中的首饰品种不少,有钗、簪子、耳饰(耳环、耳坠)、戒指,以及满头珠翠等全套头饰,体现了人们生活的奢侈倾向。《金瓶梅》通过对首饰佩戴的描述,体现了人物的官眷身份与生活品质。     

浅析《金瓶梅》中的床

床在《金瓶梅》中不仅是实用具,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床笫之间的缠绵,折射出了明代中叶时期的民风民俗,反映了明中叶时期纵情放达的社会风尚,而床笫之间的温存又是西门庆施展计谋、获得财富的一个渠道,床上的情色则是其醉生梦死、行贿纳贿、卖官鬻爵的手段。僭越床具,则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新型商人向社会等级制度发起的挑战。看似简单、干净的床具,在《金瓶梅》中显得不简单、不干净。     

《金瓶梅词话》中的因果报应

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对明清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明显而普遍的。长期以来,由于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佛教抱有很深的偏见,认为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对明清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消极的、有害的。因果报应思想对《金瓶梅词话》同样有着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的安排以及对人物形象的评价等诸多方面。总体上来说,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对《金瓶梅词话》的影响是积极的。与性描写一样,因果报应思想是《金瓶梅词话》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正视它,并予以合理的分析与评价。     

《金瓶梅词话》中的歇后语

文章在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探讨了<金瓶梅词话>中歇后语的类型及其在语句形式、实际使用、语义理解等方面的特点,还具体分析了它们的不足.     

《金瓶梅》中的庞春梅形象论

庞春梅的人生一直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一开始她不过是月娘房里使唤的丫头,潘金莲进入西门府第,西门庆就将春梅送给金莲,并深得金莲和西门庆的宠爱。她和金莲狼狈为奸,成为金莲的打手和帮凶,一方面,她努力为金莲着想,维护金莲的利益,一方面打击孙雪娥、李娇儿、王六儿,同时又对和她处于同样地位的秋菊,没有一丝同情心。在西门庆死后,被转卖的庞春梅一不小心却成了守备夫人,这个时候的春梅行为很复杂,既怀念金莲,照顾月娘,又转卖孙雪娥,和陈经济通奸,最后死在周义身上。她既高傲,又淫荡;既深情,又残忍;既忠心,又短视。春梅的一生给读者带来太多的思考。     

略谈《金瓶梅》中的职官名

《金瓶梅》中不同的职官名计有188种之多。这许多职官名,既不能因作者标榜作品是写宋徽宗时事,而认为都是采用宋官制;也不能因作品实际是明季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而认为其中职官名即采明制;而是错综复杂,古今兼用,其中不少甚至还是作者故意虚拟以示讽刺的。了解书中职官名的来由,有助于深入地理解这部小说,也有助于了解作者的为人及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     

《金瓶梅》中的理欲观

《金瓶梅》是一部得到充分肯定又备受争议的一部小说。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小说中对于色欲和利欲的大量细致的描写。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讲,小说中人欲横流的社会图景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人的处世理念,特别是理欲观念。而且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欲观念完全打破了自宋代以来一直占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传统,不是存理灭欲,而是有欲无理,以欲代理,为饱私欲,置伦理道德于不顾,忘却人性,无视廉耻。对于这种客观体现出的理欲观,我们必须冷静的,批判的对待。     

论《金瓶梅》

一《金瓶梅》出现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约当16世纪中叶后、17世纪初。最初以抄本流传,至万历后期始见刊行。全书一百回。有两种版本:最早的名《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的序。作品采用山东方言和     

《金瓶梅》人物语言中的称谓语

汉语，这种早在先秦就异常发达的语言，其称谓用语的发达必定由来已久。然而，在《金瓶梅》之前，还没有一部传奇、小说的作者注意到了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极重要的一环——称谓语的恰当选用。而《金瓶梅》则不然。它以它对人际交往中的称谓语的拥熟运用和准确把握，为我们展示了明代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市井平民的称谓语的丰富多彩，从而构成了《金瓶梅》人物语言中的一大景观。留意于《金瓶梅》中形形色色人物的言谈交际，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各种人物，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怀着不同的目的，所使用的称谓语断然不同，且一丝不乱；同样，…     

论《金瓶梅》中的花子虚

《金瓶梅》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它由西门庆一家而写及了天下国家,集中暴露了我国明代中后期黑暗、腐朽现实的诸多方面,写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必然没落。它突出的特点是写出了“丑”,“‘丑’占据了小说中主人公和大多数人物的位置,整部小说以暴露‘丑’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叶朗《中国小说美学》)。不仅写出了丑的方方面面,诸如帝王之丑、权臣之丑、阉竖之丑、官场之丑、世情之丑、家庭之丑、而且写出了下丑与上丑的关系,揭示了与《水浒传》一致的主题——“乱自上作”。     

浅谈《金瓶梅》中的暗示性描写

暗示性描写手法大量运用,可以说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一个特征。《金瓶梅》的暗示性描写在明清长篇小说中是比较典型的。笔者借此文主要探寻存在这种现象的根源及对此现象的产生进行评价,借此可以窥见史传传统手法和话本小说、演义小说及英雄传奇小说对《金瓶梅》的影响,从而把《金瓶梅》的产生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找寻它产生的历史依据及其暗示性描写存在的必然性。     

《金瓶梅》引言

译者按:阿瑟·戴维·韦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6.27.)系现代 英国著名翻译家及东方学专家,他对中国和日本文学、历史、绘画、哲学、思想史 等都有研究,他翻译的日本著名古典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颇能表达原文的趣味, 得到日本学人的称赞。他的关于中国哲学及文学的译著有《170首中国诗歌》、 《中国绘画研究概况》、《诗经》、《长春真人西游记》、《易经》、《老子道德 经》、《论语》、《李白的生平及其诗歌》、《白居易的生平》等,并全文翻译《西 游记》。这篇引言是韦利专为1939年.1940年伦敦约翰·莱恩出版社及纽约G. P.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的《金瓶梅》英文节译本所作(此译本美国纽约卡普里科     

浅谈《金瓶梅》中的讽刺手法

出现于晚明时期的长篇巨著《金瓶梅》,不仅揭露了当时社会吏治的腐朽,风俗人情的淡薄,塑造了许多生动逼真的人物,而且在写作的艺术技巧上也影响颇大,有许多地方值得后人借鉴,其讽刺手法的运用,便是本书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之一。鲁迅先生曾说:(《金瓶梅》的)“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中国小说史略》)“幽伏而含讥”,就是指     

浅谈《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形象

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金瓶梅》的作者、版本、思想和艺术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以说对《金瓶梅》的研究正趋于深化。但是,对《金瓶梅》中的女主人公潘金莲的评析却未见深入。论者一提及潘金莲,几乎无不大加挞伐,斥其为“坏女人淫妇”、“妇女中的魔鬼”,认为她“是一个最淫荡,最自私,最阴险毒辣,最刻薄无情的人”。只有个别学者或表示出较为客观的态度,触及了这一形象产生的社会基础,但并没有更深入的论析。     

《金瓶梅》俗语中的佛教意识

《金瓶梅》中的俗语体现了很多佛教意识,如因果报应、积德行善、因缘等,另外还有负面的表现,以及二者当时对社会的影响,文章分析了形成这个现象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等,以对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金瓶梅》这部旷世奇书有所贡献。     

浅论《金瓶梅》中的婢女形象

《金瓶梅》塑造了众多婢女形象,根据她们的言行及与主人的关系可分为谄媚型、乖巧型、不识时务型、为虎作伥型、有限抗争型等。她们的性格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如自身社会地位的低下、经济上对主人的依附性、封建文化的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等。此外,婢女形象在小说中还有着较为重要的艺术功能。     

论《金瓶梅》中的伦理世界

《金瓶梅》不仅是一部小说 ,它其实还向人们展示了丰富的伦理世界。它的伦理世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通过西门庆以及其他人物的社会生活、经济行为这个“经线”的描写 ,反映了明代中晚期新兴商人以及社会各阶层所特有的经济伦理世界 ;其二是通过金、瓶、梅以及其他女性的家庭生活、性的行为这个“纬线”的描写 ,展示了明代中晚期广大妇女在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上所特有的道德伦理世界。我们既要看到其历史进步性 ,也要批判其封建糟粕     

《金瓶梅词话》中的同素反序词

文章考察了作品中７１组同素反序词的异同及其发展，并概括出４个方面的特点：一、意义关系以同义为主；二、内部结构以并列为主；三、同素反序关系具有临时性、过渡性；四、ＡＢ不同义的同素反序词生命力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