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杂剧的上场诗看官吏形象

上场诗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众多,虽然有着类型化的倾向,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元杂剧中官吏形象的特点。元杂剧上场诗中官吏和元杂剧中的官吏一样,类型比较单一,大体可分为贪官、庸官、清官三类,且各自特点鲜明。元杂剧上场诗中塑造的官吏,又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他们身上带着蒙元特定时期的时代特点,因此,他们的形象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精神内涵。     

元杂剧上场诗刍议

元杂剧中上场诗使用频率极高,使用比例相当大,但至今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专题研究。本文从上场诗的类型、体式、功用及重复情况四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力图发掘总结出元杂剧上场诗的某些显著特征,以期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程式理论及元杂剧的程式化特征

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是在民间讲唱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口头程式理论的提出为口头传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蒙古史诗的程式化特征也存在于元杂剧中,具体表现在作品结构、角色设置、表演规范和故事情节、人物上场诗、情景描绘、民俗文化的表现、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元杂剧形成程式化的特征是与讲唱艺术的影响、民族审美传统的改变、技艺的传承、表演的客观条件及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和经济利益驱动演员表演的相互模仿等有关。元杂剧和其它讲唱艺术一样,都有程式化的共同特征。     

论元杂剧中母亲形象的类型化

元杂剧是元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剧作家以其奇思妙笔成功地塑造出一大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母亲人物形象类型多样，蕴含丰富，使之成为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然而元杂剧中母亲形象存在着明显类型化的痕迹，分析其特点并探讨形成类型化特点的成因，客观指出其类型化的塑造方法。     

元杂剧艺术对《三国演义》的影响

元杂剧的审美观、题目正名和连本戏的体制、程式化的表演等，对小说《三国演义》的酣畅叙述描写、章回体结构的形成、类型化的人物塑造等都有重要影响，尤其元杂剧的酣畅美是对中国传统审美观的突破，对该小说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起了重要作用．     

元杂剧人物形象研究综述

元代乃杂剧发展的成熟时期,也是发展的黄金时期。杂剧家们感怀时势,或以人寄言,或借人抒怀,采用一系列艺术手法,塑造出一批鲜明生动、类型多样的人物形象,成为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特殊形象。历年来,这些人物形象的研究渐渐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元杂剧人物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阐述,留下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文章试从形象类型化、形象成因、形象意义等方面着手,对学术界研究元杂剧中人物形象的硕果作一番梳理。     

元杂剧与南戏中人物上下场的表演按语

元杂剧中有所谓“开呵”,是人物上场时自我表白的按语,这种按语主要为自我介绍,但也伴有叙说剧本梗概、交代情节、请求赏赐等功能。“开呵”本是古代伎艺人开场时的熟例,元杂剧和南戏继承这一表演传统,并在表演形态上加以改造,由原来单一的散说转变成诗词韵语,唱念结合,甚至杂有所谓“焰爨”,即舞蹈形式。此外,元杂剧和南戏还在“开呵”的基础上发展出剧中的“按呵”和剧末的“收呵”,二者皆是以剧外人身份所作的断语,“按呵”是对剧情的发展所作的提示、评价,“收呵”则是对剧中人物的结局进行评说。     

昆曲曲调的组合形式考述

昆曲的曲调有南北之分,其组合的形式有不同的特征。南曲有引子、过曲、尾声之分,按曲调的性质、结合版本同脚色与具体剧情来组合;北曲沿袭了元杂剧的曲调组合形式,但因昆曲上场脚色皆唱,其套式的稳固性受到削弱。昆曲南北曲合套的组合形式,实是受杂剧一人主唱的影响,北主南从。     

新古典主义的类型说

新古典主义类型说以唯理论为哲学基础,在封建王权支持下,继承和发展传统类型观念,对类型化创作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其立法者波瓦洛在新古典主义理论法典《诗的艺术》中强调,创造类型化人物必须写英雄人物,并符合其年龄特征,保持其"自然人性"。类型化人物特征是:集优或集恶;片面突出人物共性与普遍性;侧重表现静态美。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也产生过类型说。类型说在中外文论史和文学史上都有其存在的地位与价值。     

多维视角下的元杂剧研究述评

20世纪元杂剧研究成就巨大,元杂剧研究更成为一门体系性的学科。关于元杂剧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元杂剧进行研究,如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元杂剧中所体现出的民俗文化、元杂剧所体现的语法、元代文人与杂剧兴盛相互关系等。总体看来,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视角的多维性是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主要特点。     

当代诗歌: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

所谓当代诗歌的人文资源与本土化策略,指向的是当代中国诗歌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我们期待作为人类理想、民族精神承担者的当代诗人,努力以"中国产品"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声、像、动”全方位组合：台湾新兴的超文本网络诗歌

蓬勃发展的网络诗歌，出现了一种鲜为人知、特别倚重技术编程语言的新兴诗歌——超文本诗歌（在台湾称为“数位诗”）。主要以台湾前卫实验为例，讨论其中四种：新具体诗（视觉诗）、多向诗、多媒体诗、互动诗。既肯定诗歌这一“新空间美学的表达方式”，其“声、像、动”全方位组合的质素对新诗多元发展带来新形式的冲击与鼓舞，也对可能来临的数字化诗歌——技术完全进驻诗歌——表示一定的担忧。     

论北随园边连宝其人其诗

北随园边连宝是清诗人中的名家,曾与同时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号称南北两随园。其一生科举失意,穷困潦倒,与此相关联,诗风亦清矫冷峭。分析其生平经历及诗歌风格的发现虽然其身后诗名不彰,但其诗歌创作自成一家,理应在清代诗坛占据一席之地。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艾青“诗的散文美”概念分析

本文着眼于艾青关于诗的具体言论,从四个方面阐论了艾青文体论的核心概念——诗的散文美：即新诗与韵文无关;新诗的语言根本是在于表达形象的;新诗的音韵与语言形象表达的关系;＂散文美＂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文章最后总结出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具体含义。     

废名对新诗"诗质"的探索及其启示

废名是新诗史上重要的诗人和诗论家,他从新诗诗质出发,把“诗情”和“诗意”作为评品新诗的标准的见解,不仅对早期的新诗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而且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同样有着可贵的启示意义。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唐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

唐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在范围、形式、影响和理论探索等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在西方汉学领域确立了坚实的地位。从历史发展与现状、主要译作简介、译文评析、对现代美国诗学与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对话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对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文学文化的译介与交流方面的重要活动与成就进行评述。     

泰戈尔散文诗的特色和中国品质

泰戈尔的散文诗有三个特色 :以平淡为美 ,以随意见长 ,以静穆为大。宋诗具有散文诗的特征 ,这提供了对泰戈尔散文诗进行比较研究的契合点。泰戈尔具有浓郁的中国情结 ,他钻研过中国大哲学家的著作和大诗人的作品。泰戈尔的散文诗中包含着中国诗歌的美学品质 ,因而特别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泰戈尔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 ,客观上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种积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