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六政三事”与“用民政治”——民国初年山西新政初探

阎锡山的“六政三事”与“用民政治”——民国初年山西新政初探智效民民国初年的山西新政，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一个重要举措。新政内容繁杂，大致包括推行六政三事、倡导用民政治、创立区村制度、整顿各级吏治、改革财税体制、励行村本政治等诸多方面。新政不仅展示了阎氏...     

民国初期山西村治述评

为了改变山西农村普遍衰败的现实 ,加强对基层农村的控制 ,阎锡山极力寻求一种治理农村的新模式———村本政治 ,也即村治。但是有限的经历及其视野的限制 ,使阎锡山找到的村治模式只是一种中西结合的“混合物”。山西村治的实行 ,虽然从客观上强化了行政组织 ,维护了社会稳定 ,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但其政权的军阀专制性质不可能造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民主政治。     

论中国农村 “乡政村治” 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

论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徐勇（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政经分开的“乡政村治”格局（即国家的基层政权建立在乡镇一级，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在“乡政村治”格局下...     

农村党支部角色刍议

在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我国农村基层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政治格局。所谓“乡政”，是指以乡这一级作为国家基层政权单位，代表国家，负责执行国家政务；所谓“村治”，是指以村这一级作为社会自治单位，代表农民，负责治理农村内部事务。目前乡镇政府同村委会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协助与合作关系。这种变化的确给乡镇政府行使国家管理权和推行政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制度和组织机理来看，之所以出现这种困难，根本的原因在于授权方式的不同。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阎锡山的限共政策

阎锡山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采取了复杂而又矛盾的政策。其中的一个方面,便是所谓“限共”。 1938年初,阎锡山逃到山西吉县。这时,山西大部分为日军占领。不久,临汾失陷。阎锡山看到自己的武装力量大为消弱,而我党所领导的军队,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阎锡山看来,共产党比日本更可怕,便急速走回头路,实行政治限共策略。 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打着“为了集中力量,加强本战区的动员工作”的旗号,在临汾西南的温泉村召开军政民高干会议,即所谓“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会上,阎策动到会的一百○八人,仿效梁山好汉一百○八将,发动成立政党性的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企图统一领导二战区     

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依据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0条和第111条的规定,在治理农村的活动中,我国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模式,即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置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国家行政系列由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构成,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构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系统。“村委会”则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村民自治,由村委会和村民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大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目标模式是在对庞大农村社会的治理中,通过由体现国家意志的乡镇政权与体现村民意志的村委会的有效合作,既可以保证国家意志的贯通到底,也可以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能动性,由此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和解、合作与相互支持,从而保证我国在巨大的现代化变迁中所要求的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村民政治参与的宪政审视

村民政治参与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政制度自身的本质。这种合法性首先表现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宪政体制下公民自身的民主权利,同时也表现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是行使这种民主权利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宪政体制下村民政治参与面临干扰:村民自治实践遭遇着法律上的空白点和盲区;村民政治参与的“意思”表达缺乏独立性和真实性;村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偏低等等。宪政条件下村民政治参与的路径在于:要进一步完善村民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进一步规范村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运行机制,把村庄村民政治参与的程序化作为载体,要加强村民政治参与的法律文化理念的培育,要依法打击破坏村民政治参与权利的违法行为等等。     

浅释阎锡山的“公道主义”和“中”——兼论其“村本政治”的哲学基础

“公道主义”和“中”是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实施的以“村”为施政基本单位的“村本政治”的哲学基础,它们所反映出的遇事持平、做事不偏的原则是阎锡山为其统治提供的合法性依据。作为军阀政权,他的“公道”只能是抽象的、虚伪的,不可能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只能为维持大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     

从税费征收视角审视乡村关系的变迁

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新界定。从农村税费征收的视角审视乡村关系的变迁,可以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乡村关系历史嬗变的逻辑,以及当前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下,农村的利益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乡村关系将朝着“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发展。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从人物传记看柳宗元的美政理想

柳宗元（773—819）是中唐杰出的政治家与文学家，早年在长安从政时，他就积极参加王叔文、王恒的政治集团，成为永贞革新运动的骨干人物。他少时即立志高远，“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谨论公进书》），长大后步入仕途，热衷政治活动，“以理天下为悦”，“乐行乎其政”（《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他的政治理想是要通过整顿朝纲、革除弊政来达到“理安”（国家太平、政权稳定）和“得民”（百姓拥护、民。心汇聚）的统治目的（《封建论》）。这种强国利民的政治抱负与王叔文等人的“利安之道”不谋而合，故而他们共同推行…     

论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后，如何正确认识村党支部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问题。本文认为，村民实行自治与村党支部实行领导并不矛盾，实行村民自治不会削弱、更不意味着放弃党的领导。恰恰相反，为了把村民自治这件几亿农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办好，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     

扩大基层民主 推进依法治村

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中办通知》),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的一个重要部署。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实行村民自治、依法治村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扩大基层民主,推进依法治     

《尚书》法先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先王是德治的楷模,法先王就要像先王一样实行德治。“我时其惟殷先王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康诰》）,就是这一思想的明白无误的表述。可见,法先王的德治思想是法先王的内涵之一。三、法先王的用贤思想《吕刑》具体描述了尧任用贤才———伯夷、禹和稷,“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因而“惟殷（指重大贡献）于民”。如果说这里还只是含蕴着法先王就是要法先王的用贤思想的话,那么,在《立政》就讲得十分明确、具体。《立政》是周公晚年告诫成…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政社分立的法律思考

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实现农村基层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村民自治中我国目前在村一级逐步形成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村合作杜)分立的体制。由于过去村民委员会角色混乱、职权不清,因此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社分立,即村民委员会负责村民自治事务,经济事务由合作经济组织执行,在监督村民委员会的过程中,也要防止合作经济组织损害村民的利益,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试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村治机关与村民等一系列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家族化倾向也开始出现.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村治机关自身的原因.从法律上界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政与村治的权力界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等是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完善基层治理机构是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必由之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把土地的使用权,即经济权利还给了农民,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却是要把公社时期被剥夺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还给农民。20世纪80年代,由于在乡村治理结构上的这两项重大的改革,中国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政村治(乡镇政权+村民自治)的模式。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们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在乡政村治的模式中,村民自治是乡镇政权的基石。只有奠定好这块基石,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当家作主。     

评阎锡山的村镇建设

评阎锡山的村镇建设成新文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阎锡山以山西都督之职兼山西省长后，开始着手筹划治晋方略，村政建设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曾说：＂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