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1840—1911）关中水灾研究

文章通过全面调查历史文献,针对现有研究未能给予关中水灾以充分重视的缺憾,采用统计分析法对晚清关中地区水灾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晚清时期关中水灾频仍,呈周期性分布,且有不断加剧之势;水灾区域分布很不平衡,渭南地区最甚;然1852—1876水灾平缓年间,水灾旱灾交替出现,其交替期最初为十年左右,后转变为两年左右。究其原因,19世纪以来的西北地区气温进入寒冷时期是水灾出现的自然原因,而政治格局的动荡使水灾呈现更为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河北水灾频发的原因探析

河北地处华北,按其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而言,应以旱灾为主.但是民国38年间,河北的水灾竟超过旱灾,打破了传统"南涝北旱"的说法,成为对河北危害最大的灾种.文章通过对民国38年河北水灾情况进行简单梳理分析发现:民国时期河北水灾的发生多是由于连降大雨、河流溃堤决口造成,这除了与河北的地形条件、季风气候特点、河流的分布状况等自然因素有一定关系外,主要还与民国时期政府不重水利、战乱年代对水利设施和森林植被严重破坏等社会因素有重要关系.所以,预防灾害并非难事,只要国家稳定,注重水利建设和自然环境保护,很多灾害是可以避免的.     

宋代洞庭湖区水灾与人口、垦荒的关系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 ,一方面在农业生产关系上以契约租佃制取代了从前的人身依附制 ,另一方面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宋代对南方的开发十分迅速 ,使南方垦田面积大增 ,经济获得长足发展 ,但同时 ,过度的开垦也导致了水土流失严重 ,水灾频繁。本文试就宋代洞庭湖区人口增多、大量垦荒与水灾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一洞庭湖区的经济虽有唐宋的迅速发展 ,但总的说来 ,仍是一个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稀疏的地区 ,不过水土保持较好 ,森林密布 ,水灾次数较少。宋代以后 ,水灾次数明显增加 (见图表 )隋唐至宋洞庭湖区…     

民国时期苏北灾荒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使得苏北地区的灾荒未有稍息,水灾、旱灾、蝗灾、兵灾、匪灾等交替发生。“十年九灾”的频仍灾荒给苏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关于农业自然灾害的经济学探讨

农业自然灾害虽然不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是十分惨痛的,远远超出一般的经济行为。笔者试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问题作些研究。一、农业自然灾害的经济特点和走势农业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风灾、雹灾、冻灾、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震、地裂缝、海啸、森林火灾、虫灾和病灾,以及低温寡照等。水灾中有外洪、内渍;其他灾害也大都有多种类型。自然灾害的经济性质(含自然性质)比较突出,就其特点而言,主要表     

清代中后期黄、淮、运、湖的水环境与苏北水利体系

明清时期黄淮运的水环境变化使洪泽湖的湖底淤高,黄河河身抬高。为保证运河的畅通和黄河治理,官方培筑高堰以蓄清刷黄。随着黄河河身的进一步淤高,全黄入湖的增加,整个形势不再有早期的以清刷黄的生态治理模式的运行。这种变化促使官方不得不使水流控制点集中于山盱五坝区域,在此形成新的控制点。此处下泄水流的增加,使入江通道畅通并使里下河地区的水灾加重。这一切的环境变化,在形成水灾的同时,也促进行苏北地区的圩田体系和垛田体系的增长。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1948年福州水灾述论

1948年福州爆发特大水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场水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水灾之后,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广泛筹集赈款,救济灾民。各种民间组织如华侨、同乡会、教会、文艺体育界、新闻媒体等纷纷介入救灾活动之中。     

明清时期海南岛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海南岛南渡江中下游流域是水旱灾害多发地区。定安、万州分别为水灾、旱灾频发区。时间上看,秋季频发水灾,春季频发旱灾;咸丰、光绪时期是水灾多发期,咸丰时期还是旱灾多发期。明清中央政府建粮仓、兴建水利设施防灾抗灾;地方官员或上奏朝廷赈灾,或号召富户、士绅等以钱物赈灾,或向上天祈雨消灾;民间百姓或逃往山中采食,或出海谋生,或通过信仰妈祖以求获得救赎。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与华北其他地区一样水灾多发。经过对详细统计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归纳出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的时空分布特点,以为今天的河流治理提供些许借鉴。研究发现,卫河流域水灾总体上清后期多于清前期,并表现出随时间推移而多发的趋势。具体而言,在时间上呈现出几个水灾发生较密集的时间段,且嘉庆以后水灾日益严重,几乎无年不灾,这与清朝社会由盛转衰有一定的关联性。在空间上,卫河流域各县水灾发生次数以滑县以下为最,但严重水灾的发生次数则以浚县以上的中上游为主,说明上游水灾更易造成严重的损失与后果,此特点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阿细祭火

传说远古的时侯．彝族阿细部藩没有火，人们过着没有光明的生活，有一次，阿细人的部落发了一场浩大的水灾。水灾过后，红万村一位名叫“木邓赛鲁”的村民受到了天神的启示，用木棒在一根朽木上又钻又磨，终于在农历二月初三这天钻出了火花，     

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

一、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概况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大致包括河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和京津二市,区域内流贯水系以黄河、海河、淮河和滦河为最大。在历史上,华北地区的水旱灾害非常严重,春季干旱,影响农作物及时播种,夏季多雨,洼地积水成涝。西部高原山地如山西省多干旱,东部平原地区如河北省地势极为平坦,由于河流泛滥沉积物分布不均匀和河流沿岸的自然堤以及人工堤坝的阻塞,形成了许多排水不良的洼地沼泽和浅湖,常常出现洪涝灾害,尤其是位于九河下梢的天津经常在雨季发生严重水灾。此外,黄、淮、海等河经常泛滥决口,大量毁坏庄稼和房舍。据统计,1912—1948年全国共发生水灾7408次,而本区域内的河北、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水灾次数达到了2250次,占30%;旱灾全国共发生5935次,本区域各省共发生1993次,占33%;虫灾全国共发生1719次,本区域各省共发生757次,占44%[1]34。可见本区域灾害发生频率之高,几乎无年不灾。     

晚清山东的黄河水灾

晚清时期,黄河下游的山东频受黄河水灾,特别是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黄河水灾频仍.黄河水灾导致晚清山东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社会矛盾激化,沿黄地区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下降,居住习俗深受影响,并出现河神信仰盛行的现象.     

辽代的自然灾害及其赈恤措施

辽代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四大类:一是水灾,包括洪灾、涝灾、雹灾、雪灾等;二是地震灾害;三是旱灾;四是虫灾。 (一)辽代的水灾类灾害。水灾类诸灾在辽代发生最为频繁,所造成的损失也最大。辽代的洪灾居水灾类灾害之首,史书中多有记述。如,辽太宗会同九年(946年),“秋,苦雨,川泽涨溢,自瓦桥已北,水势无限”,洪水漫淹了大量的田园庄舍。“瓦桥”,即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当时为辽与后晋的边界。“瓦桥”以北,泛指辽的南京地区,即今京、津与河北中、北部地区。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年)十月,“辽瀛(今河北河间县),莫     

明代潮州的水灾与国家及社会应对

明清两朝处于历史时期的小冰期,受其影响明代灾害频发,处于东南沿海的潮州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发生水灾的频率很高,是潮州社会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种类。水灾发生时会导致堤坝溃决、人口溺亡、官署民居倒塌、农田被淹等损害,严重干扰了当地社会的正常运作。面对频发的水灾,明代中央政府与潮州地方社会的应对态度有别,从中反映出中央王朝、地方官员与地方士绅等在承担与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互动与消长。     

儒家思想与当代环境、意识

儒家思想与当代环境、意识颜炳罡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同自然的斗争在一片凯歌声中进行着，当人类仍陶醉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胜利之时，自然对人类的暴虐早已发出了严重的警告甚至给予了报复：南极上空的“臭氧洞”日见增大，全球性气候变暖，酸雨连绵，...     

自我与人生、社会、文明的现代守望——中国现代游记的审美之思

中国现代游记是现代人基于现代意识的现代之思，不仅拓展了游记的地理空间和审视领域，而且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对自然、人生、社会都有新的发现和表达。现代游记中的“自我”个性鲜明，具有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特色，忧患意识或隐或显成为其情感基调。现代游记或以物境见长，或以情境著称，或以意境取胜，自我、自然、社会于现代游记中交融交织，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审美特质。     

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期间京津慈善机构对妇女儿童的社会救助

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历史上水旱灾害非常严重,如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1917年以京畿为主的水旱灾、1920年的华北五省旱灾、1924年以直隶为主的水灾、1928~1930年的西北、华北大旱。1931年后直至1935年本区域又是连年水灾。灾荒年份,受害最深的是老弱妇孺,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与贫苦儿童。在此期间,官方救济机构和民间慈善机构均致力于对妇女儿童的救助。一、官方和民间的临时留养首先,官方严禁拐卖妇女儿童。1917年京畿水灾督办处先是发布告示,严禁出卖幼孩,并要求直隶各县官署先行垫款免费收养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俟后由督…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中国水灾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自然灾害的形成一方面起因于无法抗拒的自然力的爆发，另一方面起因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其结果尔是对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严重威胁。水灾是中国自然灾害中最主要的灾种之一。本文从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如何减轻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加以深层次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