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侯外庐先生以其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凸显了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其“早期启蒙说”，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和对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精微辨析，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着侯外庐先生往下讲，文章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启蒙反思”的思潮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说，深入探讨了“早期启蒙说”对于突破体用两橛、中西对峙、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具有的启迪意义。     

梁启超、侯外庐、萧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

20世纪明清思想史有多种诠释面向,其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三位,他们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学思个性的差异。其中,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可大致归纳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的阐释路径;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而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则可宽泛总结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并超越了梁、侯。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启蒙”论说,大体上呈现为一个“正、反、合”的态势,并统合了明清思想和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展示了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启示。     

萧莲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

萧莛父船山学研究主动继承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拓展。萧莛父对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继承”体现在主动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船山的共同路径,以及对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共同判定。“拓展”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叙述术语、体系构建、内容扩展等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和以西方思想研究船山的不同模式有所注意和肯定。萧莛父船山学研究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发掘船山思想的逻辑范畴,以构建船山哲学体系之网;另一方面厘清船山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将船山思想纳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上找到启蒙精神的内在性根芽和根据。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

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本文旨在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往下讲,汲取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大量研究成果,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黎澍基本上是一个处在“体制”与民间夹缝中的思想家。他与“体制”的那种“入不深出不远离不开”的关系,使得他的思想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遭到所谓“左”与“右”两种思潮的拒绝。黎澍遭到“左”的拒绝,是因为他对以“革命”本身为目的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反省与审查。而黎澍在９０年代的被拒绝,主要是因为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新启蒙”立场。几乎无条件无限制地欢迎“现代”而鄙弃“传统”,是黎澍等“新启蒙主义”者的基本倾向。今天看来,“新启蒙”思潮的确“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思想理论上的“新启蒙”时代毕竟又已经过去,而且,“新启蒙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暴露出种种局限。关键词：传统;新启蒙;革命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     

启蒙思潮与中国近代佛教——以支那内学院一系佛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立足于侯外庐先生把中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定义为＂近代启蒙思想阶段＂的观点,以＂启蒙＂作为思想文化背景,并以近代佛教重镇＂支那内学院＂一系的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的佛学思想为主要视角,对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总结分析。认为近代以来佛教思想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文明的调适,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的现象,＂启蒙＂背景下宗教的现代化进路,仍然将是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新文化运动之纲领——论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一篇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文中以国人对西方文明由"学术"而"政治"而"伦理"之觉悟,反思了晚清以来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之伦理变革的时代主题.<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所阐述的唯文化论之启蒙主义、全民主义之民主理念、批判儒教之反传统主义,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启蒙思想的核心观点,具有独特的思想史价值,堪称新文化运动之纲领.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性的“盛宴”与自由的“救赎”——启蒙的现代政治关怀

启蒙是在人类发展史诸多领域中展开的心智开启活动，在宗教领域反对教权主义和正统，争取宽容与理性；在政治领域，反对特权和专制，争取思想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对神学非理性和权威主义，主张科学的理性和经验主义。启蒙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为思想界和学术界所承认，但同时也受到质疑和诘难。面对现代性问题和政治领域“自由”所呈现出的种种镜像，有必要对启蒙本身进行反思，让启蒙保持自身的超越意识和批判向度，对“祛魅”的世界进行再启蒙。     

远离启蒙的文学现代派与世俗化浪潮--"当代思想史"片断

当代启蒙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本土世俗化浪潮的双重挑战。其中,现代主义的虚无情绪对许多文学家的创作和世界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世俗化浪潮则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启蒙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双重挑战中渐渐边缘化了。     

"感性启蒙":"以美育代宗教说"新解

蔡元培从他的教育即启蒙观念出发 ,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 ,其实质是在感性领域建立启蒙理性的精神 ,即“感性启蒙”。这种美育思想为20世纪中国美育理论铸就了理论模式和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