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城市: 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

“善治”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要实现其缓解或消除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使命,必须摆脱传统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实现城市善治。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离城市善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实现城市善治,形成善治城市的关键战略是适当的能力建设和协作管理,即城市政府通过自身“再造”,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同时,努力寻求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对城市治理的支持、参与和合作。     

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加速,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传统“善政”管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局限,“善治”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善治”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民主体意识日益明晰化、国家政治生活日益法治化,为“善治”提供了现实性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手段,是我国城市实现“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实践理路与方法论选择。     

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及优化发展

针对政府、居民和文化组织的复杂行为特征来优化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路径,是文化善治的重要举措。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路径"锁定"惯习与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居民参与动因的外部依赖性和行动策略的消极性,文化组织经营管理行为的"政治嵌入"特色,构成了这些参与主体之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有效的治理行动应致力于使政府在坚持文化价值导向的基础上让渡一些空间、资源与权力,提升基层政府的工作效能,发挥人情因素的正面效应,有效激励居民的主动性参与,积极扶持文化组织赢得社会认同。这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使各级政府的工作取向保持一致,培育居民的独立人格与公共精神,并为文化组织的良性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机制。     

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互动机制探析

追求"善治"的实质就是公共生活领域由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治理.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决策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吸纳公民政治参与,并让公民的政治参与贯彻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为此,建立和完善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互动机制势在必行.     

善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舆论治理研究

善治逻辑与善治生态是网络舆论治理的两种选择方式。善治逻辑体现网络舆论治理的现实回应,面临同构性问题、对象性问题、关联性问题和转换性问题的思维局限,容易在实践层面陷入"为我型"网络舆论治理框架的束缚。善治生态彰显网络舆论治理的要素关联,克服并超越了善治逻辑的思维局限与实践难题,"伦理—国家"生态、"法律—社会"生态、"道德—公众"生态是其结构形式。由舆论平权向网络赋权转换、由技术统治向资本批判转换、由网络围观向网络公民转换,是基于善治生态的网络舆论治理路径。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城市融入缘何依托共生型组织——基于Q市L镇多重组织互动的地方性叙事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是依托共生型组织.共生型组织是一种共生单元之间互为主体、价值趋同、资源共享以高效合作、高度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化形态.组织共生强调在不同组织之间或同一组织内部构建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共生关系,关注不同组织之间和同一组织内部的有效互动.不同于以往"权益—冲突"的视角,基于"组织—共生"的角度,探讨多重组织与基层政府、本地居民三者互动的现实样态,揭示农民工组织化的"共同体"意识,推动农民工"本土化".对于城市治理而言,农民工组织化为单一个体(共生单元)的城市融入降低了交易成本,它既构建了农民工共生型组织与基层政府、NGO及本地居民的"共生关系",又形成了城市社区"以外治外"的治理逻辑.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新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路径论析

政府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制度的健全完善与有效实施,更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润泽和坚守。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积极因素,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应积极推进政府伦理治理,坚守服务、诚信、民主、法治、廉洁、责任等伦理原则,不断加强制度安排的道德引导、决策过程的伦理控制、治理行为的伦理约束等,提高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伦理意蕴,以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推进国家善治。     

论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结构和新秩序

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如何治理资本逻辑与劳动者价值创造规律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实质性内涵就是协调和处理好国家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劳动创造价值伟力与资本激活市场活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确保“三力组合”充分激活，构成新结构，形成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贯穿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全过程、全要素和全方位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原则，也是建构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新结构和新秩序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原则。为了确保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拥有新秩序、取得新进展，必须有科学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基础、合理的结构安排与力量输出、优质的资源配置与要素激活、科学的精神智慧与文化支撑、强劲的动力源泉与动能供给、有利的外在条件与善治环境，这样才能确保高效的治理组织与社会运行始终处于善治态势。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试论汶川地震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协同善治——兼论抗震救灾新模式:“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汶川地震牵动全国,震惊世界.面对这场特大灾难,中国人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抗灾热情,社会各阶层同心协力、积极行动,一个较为典型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图景跃然展现.本文在协同善治的视阈中,阐述行政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协同善治,并着力构建以灾区需求为导向、政府为主导、多中心治理主体(政府、企业、NGO组织、志愿者、社会精英、普通民众等)互动合作的抗震救灾新模式--简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协同善治模式.     

资源型企业治理机制转型的路径探析——以山西煤企重组整合与综改区建设为背景

政策性重组整合与资源型经济转型均对资源型企业传统的行政型治理机制提出挑战。契约型治理应是资源型企业治理转型的基本方向,并对产业转型、技术创新提供内在支撑。资源型经济转型背景下,契约型治理机制是企业内在需求、市场环境与政府引导三者相互促进而形成的,是若干理念与制度的集合与统一,而其生成也应从多种路径合力推进。     

善治之道: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行政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而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的非物质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是善治的基本组成成分,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社区中草根社会组织的数量成正相关,因此,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是推动善治普遍形成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中草根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草根社会组织的参与促进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     

教师课程决策的问题表征、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教师课程决策是一种发生在学校组织情境中的行动。当前，教师课程决策还存在着如下问题：个体意向支配导致教师课程决策的共享愿景背离，风险规避导致教师课程决策的自利性凸显，制度缺位导致教师课程决策的协同惰性。学校组织蕴含着“愿景认同—制度规约—利益诉求”的内在逻辑，认同、制度与利益三要素会共同作用于教师课程决策的实现过程。在学校组织中，共享愿景是教师课程决策的前提，利益诉求是教师课程决策的动力，制度规约是教师课程决策的保障。基于此，教师课程决策需要强化教师的愿景认同感，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建构完善的制度环境。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从运动到常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转型及其内在机理——以A市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为例

为实现生态环境的良序善治,地方政府始终把环保督察中的整改工作作为强化环境治理的核心任务。探讨环保督察中地方政府由运动式治理向以常规科层制为基础的制度化整改与长效治理的转型及其内在机理,可以基于制度变迁视角提炼出情境、动力、路径三大要素,从而构建一个理论和实践相契合的分析框架。以A市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为观察案例,其环境治理过程是以情境压力为依据,以政治与经济利益为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制度激发、制度转换、制度撤销等方式驱动制度变迁,最终完成对地方科层组织的再造。研究发现,科层结构是解释地方整改机制变迁的关键变量。由常规治理失效引出的运动式治理替代,到常规治理优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事实上潜藏的是从“科层突破”到“科层再造”的逻辑理路。     

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契机、价值和模式创新

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受到参与契机、参与模式的影响。现行的参与契机可以分为排他契机和非排他契机,与之相对应的是"管制型"参与方式和"协调型"参与方式,这两种参与方式相辅相成。因为"管制型"参与方式和"协调型"参与方式在生态城市治理中的被动,使得参与价值不能有效实现。该文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的价值结构和价值量化的分析,提出了"善治型"参与模式,并进行了该模型内涵、优势和构建前提的分析。     

社会合法性建构：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D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本文主要以闽南D村的移风易俗经验为切口,探讨正式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移风易俗是基层治理对风俗异化与社会规则失范的适时回应,规则的社会合法性建构是顺利推行移风易俗治理的内在逻辑,回应了正式制度社会适应困境的问题。政社互动下的公意认证、知识融合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激励下的行为动力构建了规则的社会合法性,使得输入性规则获得社会认可,形塑了新的社会规范,避免了规则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制度输入为切口的社会秩序重塑是国家力量进一步下沉的重要方式,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以及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构成内容。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在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通过其"以人民为中心—善治—民生"的治理逻辑闭环结构呈现.乡村振兴中治理实践的政治伦理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实践的价值追求是善治;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有着民生的多重内涵并体现着当代民生特质,其治理逻辑从理论、目标、价值、实践等四维向度体现了始于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善治,实现民生的新时代乡村治理逻辑,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逻辑紧紧围绕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生发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