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计

空城计,在旧剧里是一出三国时的名剧,几于尽人皆知,其实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史实,而是后人伪造出来的。谁伪造的,一般怀疑是著《三国志演义》的罗贯中,但如果挖根到底,这位伪造者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宋裴松之注中所提到的郭冲。郭冲是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东)人,曾充晋初坐镇关中的扶风王司马骏(司马懿幼子)的幕僚,和司马     

春秋时的“空城计”——《左传》记楚子元伐郑事考略

现在流行的三国戏“空城计”,系演诸葛亮出兵祁山因马谡失街亭,司马懿带兵十五万直取西城。当时亮驻西城,城内只有文官和士兵二千五百,迫不得已,因设空城一计,瞒过司马懿,得以保全的故事。若究其实,不过小说家根据某些巧计,增饰其事罢了。我读《左传》,知春秋时已有此种战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马。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戒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     

诸葛亮躬耕地望在襄阳隆中——湖北省史学界讨论的观点综述

1989年12月6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历史学会邀请武汉地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35人就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在武昌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三国志》卷35裴松之注云:“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椽李兴为文。”西晋“永兴中”在公元     

论《后出师表》非伪作

陈寿不载《后出师表》(以下简称《后表》)于他所著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也不收录于他所编辑的《诸葛氏集》。后来习凿齿在他所著《汉晋春秋》里收录了《后表》,并说:“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因此,引起后人关于《后表》是伪作之说。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说:“窃疑是表后人伪撰,习凿齿未之深考而载之耳。承祚不载此文,极有卓见。”近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     

再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在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84年,在汉魏故都洛阳召开的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我曾提交一篇拙文《〈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载《〈三国演义〉论文集》198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意在说明诸葛亮是体现《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理想的人物,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艺术上带有早期英雄传奇的特色。作者运用对比、     

论黄皓专政与覆国——兼论《三国志·蜀书》的疏略

据《三国志》所载,蜀汉政权的后期出现了宦官黄皓专政,并且导致了蜀汉的灭亡,即《三国志·蜀书·陈祗传》(以下凡引《三国志》均只注某传)所说:“(黄皓)操弄威柄,终至覆国。”可见情况十分严重,它无疑是蜀汉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尽管是件坏事,可事关一个偏霸政权的存亡,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黄皓算是这件坏事的首恶分子,史书理当备载其恶,以惩奸佞,为后世戒。陈寿作《三国志》没有立宦官传,黄皓的事迹,零星地散见各传,又语焉不详;裴松之作注,对此补充也很少。千余年之后,我们来研究黄皓专政与覆国这件事的历史,就难于了解其本末,自然     

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

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李小树名家名著，影响深远，为历代所关注。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及其《三国志》即属此类。然而，对于陈寿本人和《三国志》的一些内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晋书·陈寿传》记载说：“或云丁仪、丁广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     

诸葛亮夫人及其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兼论诸葛亮的婚姻观

诸葛亮夫人及其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兼论诸葛亮的婚姻观戴惠英诸葛亮早已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关于他的夫人，却鲜为人知，历史的记载也只留下寥寥几笔。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裴注及《襄阳耆旧传》中，均有这样的记载：“黄承彦者，高爽开列...     

官渡之战是以少胜多的战役吗?——曹操官渡之战兵力考

曹操官渡之战兵力,自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提出“曹操官渡之战兵力,未应如此之少”的诘疑以来,便长期纷争,迄无定论。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曹操官渡之战兵力——这个至今仍困扰着史学家们的“斯芬克斯之谜”,勾稽群籍,提供一得之见。一曹操官渡之战兵力,在陈寿撰著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的魏晋典籍中,直接而又明确的材料记载不多。为研究方便起见,不妨一并予以列出。     

从《让县自明本志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

从《让县自明本志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布仁图裴松之（公元３７２──４５１年），南朝刘宋时人，乃是著名的史学家，尤以注释陈寿《三国志》而闻名。《宋书》中说他“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故籍。”①他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为同一时代人...     

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关于葛诸亮“奇谋为短”的评价,是陈寿首先提出来的。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他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在上奏朝廷的表文里,评价说:诸葛亮“冶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后,他撰写《三国志》,在《蜀志·诸葛亮传》末的评语中,盛赞诸葛亮施政执法的同时,又一次指出:诸葛亮“可     

诸葛亮并非“重益轻荆”

《江汉论坛》一九八○年第一期刊载了薛国中同志的《诸葛亮与隆中对》一文,提出诸葛亮没能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荆州问题处置失当,犯了重益轻荆的错误。这一论点似与史实不符,值得讨论。刘备进蜀之初,只命庞统随行,而让诸葛亮坐镇荆州。关羽、张飞、赵云、刘封、孟达等一班虎将及重兵都留守荆州,可见刘备集团对荆州是足够重视的。按隆中对策,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不仅要占有荆州,还必须占有益州,首先完成鼎足三分的霸业。“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三国志·蜀书·     

浅析《论语》中孔子关于文学艺术的几则论述

孔子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 ,这些论述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深思细琢这些论述 ,对进一步认识孔子的文艺思想和道德理念具有一定意义。《论语》中孔子关于文学艺术论述 ,主要有以下几则 :1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阳货》) 2 ……鲤趋而过庭。曰 :学诗乎 ?对曰 :未也。曰 :不学诗 ,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季氏》) 3 子曰 :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休达 ;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 ,亦奚以为 ?(《子路》) 4 颜渊问…     

何谓“以事为名，取譬相成”

何谓“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富金壁对许慎关于形声字的定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道：事兼指事之事，象形之物，言物亦事也。名即“古曰名，今曰字”之名。譬者喻也，喻者告也。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     

古邓国、邓县的地望与诸葛亮躬耕地

诸葛亮躬耕地主要存在南阳、襄阳两说,古邓国、邓县的地望与诸葛亮躬耕地密切相关。问题缘起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之语。根据先秦、两汉文献记载,古邓国在今南阳境内;汉代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邓县在汉水之北,属南阳郡,习氏之说有违史实。襄阳说其他材料皆系转抄习凿齿所记。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不容怀疑,至于具体地点,有待进一步挖掘新材料。     

《三国志》裴注的理论价值

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其所作《三国志注》不仅有对三国时期史料的归纳补充,更有裴松之本人对史事、人物及史家、史书的评论。但是,学人多关注其在史注发展上的价值。所以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探讨《三国志》裴注的史论特点和史评价值,对于深入认识和全面评价裴注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诸葛亮“南征”的若干问题

公元二二五年,诸葛亮平息了雍闿、孟获等在云贵地区发动的叛乱,历史上称之为“南征”。这是三国时代发生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大不仅是见于当时,对后世也是深远的。但是由于蜀汉朝廷“国不置史,记注无官,是以行事多遗”。在诸葛亮死前一年出生在蜀汉政府还做过“观阁令史“的陈寿在其所著《三国志》中,记载“南征”一事十分简略。对于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孟获,甚至连名字都未提及。《华阳国志》和斐松之注《三国志》,在“南征”一节上补充了一些有价值的史实,但仍旧显得十分不够。因此,“南征”中的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拟着重探讨下面几个问题:孟获的族属,“南征”的性质,“南征”有没有引起民族迁移。同时,对“南征”进军路线和主要战场,也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诸葛亮躬耕地论考

目前学界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主要有襄樊隆中说、南阳宛县(卧龙岗)说、南阳但未必卧龙岗说、襄樊但未必隆中说四种。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载诸葛玄南下依附刘表和刘备三顾茅庐以及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自述,可以看出,刘表不可能将与自己关系一般的诸葛玄安排在襄阳,诸葛亮躬耕地应当在今南阳地区,并极有可能在新野或邓州境内。襄阳是诸葛亮的重要活动地而非躬耕地,隆中说为后人附会。     

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是继《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后又一座三国史的里程碑,是三国题材由历史到小说漫长演化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它对上融陈寿原著与裴注于一体,兼采其长而出之以编年,对下影响到“说三分”与《三国志演义》创作。在思维方式,材料整合,叙事艺术,语言风格以及文化观念等史传与小说相通方面《资治通鉴》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与独特作用。     

文学和历史中的关羽

关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重要,就是在三国时代也不很重要,他之所以被重视,是由人化身为神以后。他的生平行谊,《三国志·蜀书》本传及裴松之注记载不多,如果不是后世帝王利用他的忠义形象作为统治工具,因而尊崇鼓吹,加上戏曲小说的渲染附会,断断不会家传户晓、妇孺皆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