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粮食金融化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粮食供应缺口不断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新形势下粮食安全形势堪忧: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都会减少粮食生产规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会提高粮食消费数量,国际贸易新规模可能影响到粮食进口。粮食金融化会从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贸易四个方面影响粮食供应。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     

财政支粮政策与粮食生产时空效应及政策优化——基于2014—2019年江西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财政支粮政策是影响农户粮食生产种植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较好的政策设计能够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以2014—2019年江西省62个粮食主产县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江西省财政支粮投入、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特征及粮食生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粮食生产空间集聚特征日趋明显,财政支粮政策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除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粮食增产效应为正外,病虫害控制、科技推广、直接挂钩补贴等政策投入与粮食产量之间具有一定负相关性;价格支持政策增产效应并不显著,建议要不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完善财政支持保护政策、使政策设计更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巩固提升我国粮食产能的制度分析

我国粮食产能近年来大大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为实施粮食安全新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地力透支等因素的影响,年际间粮食产量稳定存在一定困难。地力透支是一种典型的租值消散现象。相对于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是落实新战略的平台和抓手。巩固提升粮食产能的对策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新型农业主体",即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业科技创新和服务体系,继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点发展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九五”时期我国粮食增产1000亿斤的可能性分析

粮食问题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事。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２１世纪中能提供足够人们消费的粮食吗？本文主要从定性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九五”时期我国粮食增产１０００亿斤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通过合理的假设，从增产的各种可能角度出发，大体估算出２０００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并且还利用移动平均法对２０００年粮食单产进行趋势预测，以此来证明粮食增产目标的可能性     

中外粮食政策比较及启示

世界各国由于受自然环境、人口状况、社会制度及经贸方式等诸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决定了其粮食政策不尽相同.粮食政策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人民生活,以至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对一些较为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政策进行分析、比较,以求对我国粮政策的制定和正在进行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有借鉴意义.     

中国粮价问题的透析与对策

中国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解决粮食问题必须立足于国内,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都不能过多地依靠国际市场填补粮食缺口;要确保18亿亩耕地并有必要的耕地"储备";应适度放松管制,适当扩大粮食出口;建立和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长效机制;积极推进"绿色革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唐朝粮食思想初探

唐朝君臣继承并发展古人重视粮食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粮食乃民生之根本、治国之要务,并将粮食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确立了食为政首的重粮思想。为保证粮食生产,他们主张减轻赋役、保证农时、赈济灾荒、恢复生产等。在粮食储备方面,他们强调国库储备的重要性,提出宁积于人,无藏府库的民间藏粮思想。为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唐朝统治者还认识到控制粮食价格及粮食流通的重要性。     

新时代走出“谁来种粮”困局的思路和对策

新时代国内外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牢牢稳住粮食压舱石,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意义重大。但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稳面积压力较大,丘陵山区耕作条件存在短板,尤其是青壮年有效劳动供给不足、“无人种粮”问题突出,其背后折射出粮食生产中经济激励、科技支撑和价值认同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对此,破解“谁来种粮”困局,在思路上,要坚持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共进、科技研发与经营模式创新双轮驱动、政策保本与经营增效两翼齐飞。在具体举措上,需要着力强化人才培养,培育新型农民队伍;突出机器替代,推进生产机械化智能化;加速模式转换,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机制驱动,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四川的粮食转化与结构改革

农村集体经济自打破“大锅饭”以来,农业连续六年丰收,特别是粮棉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普遍增加,使我省农村在短期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于是,到处出现了“卖粮难”、储粮难”、“运粮难”,市场粮价下跌,有关部门为粮食“装不下,运不走,卖不脱”而发愁,一些农民也打算少种粮食,另谋出路。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是不是粮食生产已经“过剩”?怎么办?我们不妨探讨一下。     

中国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进程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已经经历了数轮改革。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是 粮食流通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期,１９９３年所实施的粮食价格与经营的全面放开是迄今为止 力度最大的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而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则是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的调整期,１９９８ 年开始以“四分开一完善”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改革实际上是在国民经济 市场化程度已有很大提高的背景下,政府对粮食流通系统实行的严格管制。在２１世纪初的开 放经济条件下,需要建立规范化的粮食市场体系、多元化的粮食流通体系、专业化的农业保险 体系、高效率的粮食供求调控体系,从而形成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的良性循环机制,以促进粮 食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粮价下跌背景下粮食生产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近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的三大主粮价格下跌幅度大、范围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粮价下跌带来了诸多新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和种粮积极性,影响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给粮食生产带来了隐患,也暴露出我国粮食市场和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弊端。必须未雨绸缪,通过划定基本农田和高标准良田建设、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进粮食价补分离改革、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措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资源约束下西北旱区保障粮食安全的路径研究

西北旱区粮食流通链条长、调运成本高,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实现产销平衡,是保持社会稳定、确保国防安全、巩固脱贫成果的有力保障。以干旱缺水为代表的众多因素制约着该区域粮食生产,但旱作农业技术的突破、北方气候的暖湿化趋势也意味着其粮食增产具有巨大潜力。近年来,西北旱区粮食总产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耐旱作物占主导地位,水资源利用效率高,生产集约化、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实践证明,旱区也可以变为粮仓,特别是基本农田建设以及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和马铃薯黑膜覆盖种植技术的大面积推广,突破了旱作农业资源瓶颈,充分展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效用。为此,建议国家制定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农业行动方案、对产销平衡区的粮食主产县给予同等政策支持、出台绿色技术补贴、鼓励农牧结合、支持粮食就地加工、进一步把党政同责落到实处,以实现稳定的粮食产销平衡,保持旱区粮食发展好势头。     

“大国粮安”视域下加强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生物安全已成为一个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保障生物安全对于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保障大国粮食安全更是至关重要。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生物安全事件,给农业粮食产业带来了重大灾难。我国作为一个农业粮食大国,具备多种优势条件,但是保障"大国粮安"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农业粮食生态系统在多种干扰压力下严重退化,大量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农业粮食生产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尚未得到人们充分重视。为此,必须敲响警钟,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并完善生物安全现代治理和保障体系,把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系统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强化农业粮食生态安全体系保障,把"大国粮安"建立在牢固的生物安全基础上。     

浅谈加强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的一点粗浅体会

2008年对中国来讲，是不寻常的一年，年初的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和6月初的南方多个省份遭遇持续性、大范围、高强度降雨过程天气，南方多个省暴雨成灾，不断的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前，国际粮价不断上涨和国内粮食生产形势严峻的双重背景下，粮食减产直接影响了粮食价格的稳定。当前，影响粮食生产的问题不仅是自然灾害，重要的县粮食生产、储备等问题。     

提高种粮积极性：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完善与转型

创新和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保护和提高种粮积极性，是中国粮食安全之路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因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承载了“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重任和多元目标，以及部分政策的实施机制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引发了粮食市场扭曲严重、经济社会代价高昂、实际种粮者受益减少、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受困、合规性挑战和贸易争端等问题。据此，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重心转到支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种粮者利益保障、主产区粮食产业集群和粮食产业经济发展上去。同时，应积极探索“政策保本兜底稳预期、市场提质优价促增收、科技节本增效提效率”的种粮者利益保障机制，让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共保种粮者基本利益。这种政策的创新完善和转型升级，既能夯实粮食产能基础，也能让实际种粮者和主产区抓粮者受益，同时可提升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系统性、精准性、合规性和实效性。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创新与完善

随着我国惠农政策的逐步确立并常态化,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但粮食生产的补贴较低而且分散,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财政越困难.建议据上一年各省工业总产值,抽肥补农,建立农业生产发展基金,重点解决粮食产区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销售地区主动承担相应的扶农、护粮义务,对口援建,产销两区“互帮结对”,实现互利共赢;中央财政承担提高和扩大粮食风险基金的提取总量和使用范围;以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收益差额为参考,逐步加大粮食补贴比例;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我国粮食产销利益平衡长效机制构建——来自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启示

为了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供给,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充分调动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但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相比,我国粮食产销利益协调政策措施存在粮食产销区之间利益协调政策缺乏、粮食产销利益协调政策措施手段单一等问题.因此,解决粮食产销利益失衡问题,必须借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产销利益协调长效机制.     

地域性失衡、“大国效应”扭曲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

粮食安全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深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全球粮食产量的地域性失衡问题,表现为全球粮食总产量、人均占有量以及耕地占有量等均存在严重的地域性失衡,其进而导致世界粮食贸易品种、地区贸易结构亦出现严重的地域性失衡。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国内粮食供给与消费需求、粮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存在着缺口性失衡。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粮食作物,但我国粮食进口贸易中却出现了"大国效应"扭曲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粮食安全的四种模式和我国粮食安全的五个创新战略。     

构建粮食主产区发展补偿机制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粮食主产区是保障我国粮食有效供给的最主要动力源。近年粮食主产区经济尤其是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少新亮点,但粮食生产能力与财力之间的"粮财倒挂"现象依旧十分严重,过去"打补丁"式地出台政策已无法有效解决主产区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重塑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新体系迫在眉睫。要以粮食主产省、主产县为平台,从立足生存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两个层面,构建粮食主产区发展补偿机制。为此,需要加快培育壮大主产区的粮食产业经济,加快构建定量核算与按量补还的补偿体系,加快构建补贴、保险与贷款"三位一体"的生产支持体系,以粮食为纽带加强产、销区投资合作。     

新疆粮食问题供需平衡新思路的选择

纵观新疆粮食供需现状,总趋势是自结束调入粮历史后总量上是平衡的。粮食分品种结构平衡看,小麦供给与需求缺口逐步拉大,水稻有效需求过大,供给明显不足,玉米需求呈增长态势。粮食区域平衡方面,由于余粮区粮食自给能力的弱化,粮食区域不平衡状态呈扩大趋势。这种变动趋势不是目前所出现的,而是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的供求特点。尤以九十年代粮食供需问题变幅较大。当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生产经营者接受时,追逐收入最大化成为首选目标,引致种植结构大幅度调整,最典型的莫过于1994年政府提出的“稳粮增棉”弱化为“减粮增棉”,使早已存在的粮食供需矛盾得以集中暴露,使粮食生产潜在危机提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