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文学——非主流倾向的现状表述

李剑的《醉入花丛》是知青文学另类写作的逻辑起点。阿城的《棋王》从另一向度呈现知青文学的另类延展。而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是主流知青文学与非主流知青文学亦即知青文学另类书写合流的结合点。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刘醒龙的《大树还小》和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也各以强烈的非主流倾向,对知青文学的不同哲学时段,进行另类表述。知青文学发展中这种由弱而强的态势,加速了20世纪80年代主流知青作家在90年代的集体溃败,终于让位于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他们曾经建树的以宏大叙事为基础的知青文学悲剧,已然为另一种风格和基调的文学叙事所代替,知青文学创作因此总体上走向人本,逼近历史真相,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小波作品对知青文学的承载与溢出——以《黄金时代》为例

王小波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重要的作家之一,以其戏谑的、私人化的语言表达,富有逻辑、哲思的智者精神世界,创作出了一系列值得多维度品鉴的文学作品.王小波的作品大多以知青经历作为创作土壤,但是他作品中展现的精神质地又不仅仅局限于人们常识下对知青文学精神内涵的认知,超出了知青文学中常有的压抑苦闷与迷茫反思的命题,他用其有限的创作塑造了无限的思维空间,向人们展现了其特有的自我"精神家园".《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知青文学这一母题下呈现独特影像的作品.     

精神突围与自我拯救──论王小波及其小说

王小波其人、其创作,已成为20世纪末的重要文学现象,也构成了文学研究中"思"的焦点。本文深入王小波文学文本,透析其主体性精神结构,辨识其文学谱系及师承,从而探讨王小波"突围"与"拯救"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意义和价值。本文以为,王小波文学创作所展示的新景观,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又一种价值境界。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论场域理论下的“伤痕文学”书写制约因素

“伤痕文学”书写受制于各种场域及场域之间关系的制约.权力场或政治场通过政治话语的规约对文学场起支配作用;文学体制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借助文学政策、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学评奖等制度层面以内在“规训”的方式引导和规范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作者的使命感和对意识形态规约无意识的认同,使他们自觉认同于主流政治话语对文革书写的规约.     

叙事传统与中古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

本文以如何面对传统为议题,探讨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在传统文学史学的谱系里,史传文本是文学观念的一个风向标。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提示我们,传记文本自身除了具有文学价值以外,还具有文学史和文学观念史层面上的研究价值。史传中的文学史图景渐次清晰,文学史家本着当代书写理念的某一种叙事话语可以从中采撷资源展开重构,文学图谱就会愈加清晰,在文学传播场域中也会渐次形成新的书写维度。在文学考古中如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成为一项学术使命,只是这里的"重绘"很难复现过去的文学图景,只是以现代学人的学术理念来更新既有的文学史图景,文学地图的重绘是学术全球化视野下的必然选择,也能够体现出重绘者的叙事能力。     

政治的权杖与文学的匍匐——知青运动中“株洲现象”的文学映像

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始终处于政治的高压之下,在意识形态的允许之下艰难地生存.中国知青文学的表现可以作为案例来说明.文革后期,中国知青运动因为“株洲现象”的出现有了新的景观,知青文学也因此有了新的面目.《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因其作为政治的推手而获得关注,但也因此失去文学性的存在.它扭曲转了中国知青文学的表现,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工具,却因另类表现而在知青主流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论迟子建小说文本的新开拓

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钟情于历史,并吸纳了新的方法。尤其是有关“文革”史与伪满洲国历史的文学表达,作者擅长构建独特的人文视角,从日常生活写起,运用民间立场,书写平凡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真实感受,显示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策略。     

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及其发展路径

疾病叙事、身体书写、文学治疗是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中的三个关键词,构成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交融的三维视角。疾病叙事、身体书写已在文学研究领域广泛运用。介入古代文学领域,身体书写逐渐转换为一个与疾病书写紧密联系的关键词。文学治疗是医学与文学的天然融会,以人类学的全新视野拓展了古代文学的研究空间。文学地理学视角可以为医疗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广阔视域,能够将区域医疗文化、区域创作环境、文学家治疗状况、文学文本与疾病的关联性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研究议题。医疗文学研究需要以精神分析视角将生理与心理结合,目的在于探讨不同的涉医文本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以及承载的文学疗愈功能。文化记忆研究为医疗文学创造重新阐释医疗文学的机遇,疾病记忆是中华文化史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构成一个不断拓展的理论视野。     

作为修辞的第三空间——兼论乡土书写中的空间样态

＂故事背景＂通常被认为是空间在文学中的主要存在方式,然除此之外,空间是否还有其他文学性存在？了解空间概念对于我们解读文本尤其是乡土小说能否提供新的建树？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本文从空间的分类入手,以经典文本为个案,从第一地理空间、第二想象空间、第三象征（修辞）空间三个层面,尝试解读空间在文学文本、尤其是乡土书写中的多样性存在。     

知青作家创作立场的演变与分化

知青作家的创作,最初与“文革”后中国文学的主流保持高度一致。随着创作的深入,不少知青作家开始从自身的经验中超脱出来,注意到了更具普遍性的人性人生,逐渐由单一的知青立场向民族文化立场和民间立场转移,创作开始走向分化和多元化。     

专制和动乱“空隙”处的文学幸运儿——试辨知青作家文学能力训练的历史真相

知青作家在文革前和文革时期文学能力训练的真相及其文化原因,是一个至今尚未被充分揭示的问题.尽管个人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境况不同,但知青作家大多在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文学启蒙,文革"派性"斗争时期经历了集中的文学阅读,上山下乡时期又处于具有文化优越性的社会位置,所以文革时期其文学创作能力即已累积形成.实际上专制和动乱不可能覆盖整个历史时空,其"空隙"处必然滋生出人类对文明的向往和个人的天赋与才华之花.     

历史文本中的文学因素——以“解缙之死”书写差异为例的考察

从理论上说,"真实"存在于历史真实、叙述真实、文体真实三个层面之中,当历史真实不可求时,惟有进入到叙述真实和文体真实中去探究。有关解缙的历史书写就是一个典型,在有关解缙生平的四类文本中,特别是有关解缙之死的叙述中,存在叙事、文体等方面的差异,其历史文本的形成与演化也因写作背景和文学修辞的介入而不同,从最早的含混表达到客观化的叙述,解缙书写的历史文本开始出现文献征引、附录,文学色彩渐次加重,故事性增强,虚构性的野史笔记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对解缙书写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理解文学要素在历史文本中的积极作用。     

“文革”地下小说中的“意识流”兼谈地下小说的现代意识

"文革"文学一般分为公开文学和地下文学两类.公开文学主要体现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以现实倾向为主.地下文学情形比较复杂,有现实的,也有现代的因子出现.新时期文学从"文革"文学中走来,其所带有的现代性具体表现在"文革"地下小说上.从文本角度考察,以<波动>等为代表的地下小说在形式和内涵上都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现代意识相通.<波动>还是"文革"时期特有的意识流小说文本.它和其它反映"文革"现实的地下小说一起,潜在地接通了新时期之初文学现代意识的脉搏.     

戏说与解构：世纪之交“文革”题材小说一瞥

世纪之交集中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文革”题材小说,以王小波、阎连科、王蒙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不约而同地显示了一个共有的叙事模式,即“文革＋性”。这种看似对“革命＋恋爱”文学公式的延续却构成了对“文革”的革命话语的极大嘲弄和彻底解构,在喜剧归谬中让那段历史的任何政治修辞无以正名,同时也暴露出迎合当下趣味,使历史时尚化、游戏化的弊端。     

悲泣与呐喊——女性文学中的生态观

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主题.文章立足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以英美女作家书写生态主题的文学作品为切入点,根据文本内容将女性生态文学分为三类:亲自然文学、乡土文学、反乌托邦文学.探究了文学文本中女作家们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书写的自然之歌.     

悲泣与呐喊——女性文学中的生态观

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主题.文章立足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以英美女作家书写生态主题的文学作品为切入点,根据文本内容将女性生态文学分为三类:亲自然文学、乡土文学、反乌托邦文学.探究了文学文本中女作家们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书写的自然之歌.     

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后新时期知青小说中的纯文学探索

后新时期知青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在于许多作家展开了非常有价值的纯文学探索。张昊以形式传达深刻的思索，潘婧以长篇笔记体书写心路历程，王安忆追寻生活的形式之美，储福金致力于精微的心理刻画，王小波则以轻快的笔触描述荒谬并展示出超越的姿态。这些探索之作多局限于局部的“个体叙事”，并且在许多小的局部或侧面实现了突破，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大的历史事件中的一个个孤立微小的片段，但其明显的缺陷是，它们放逐了文本中对于世界的整体性思索。     

建立复量符号学

“复量”一词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出的概念。“复量”概念先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并与后者异曲同工。诗歌语言的“复量”观蕴含着三个重要论点：唯有诗歌语言具有编码的不确定性 文学文本的双重性质：书写文本和阅读文本 文学文本是一张连接网络。书写量值可以从三个子量值层面给予考察：语音子量值、义素子量值和意群子量值。阅读量值可以从两个子量值角度分析：作为模糊回忆和作为引语的陌生文本。从类型学角度可以确立复量符号学的地位，并将其公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