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汴京的词学史地位

汴京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意义.汴京培育了一批"能词能吏"的词学主体,其人文经济是北宋词的生存根基,其书斋美学造就了北宋词向雅避俗的发展格局,其地域文化孕育了北宋词的特种生命基因;汴京意识是当时词人重要的情感向度;汴京是北宋词传播与消费网络的核心和枢纽,对词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论舒亶词

舒亶是北宋词坛重要词人,然其词长期以来却被文学史"遗忘".他的词在内容与题材上深化了苏轼开创的"士大夫化"抒情道路,形式上亦显出打破诗词界域,扩大词之表现功能的努力.而他参与制造的北宋"乌台诗案",也间接影响了宋词演进的轨迹.     

南宋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文化重建

南宋初年,朝廷为了构建政统的合法性,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在北宋受禁锢的元祐之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并成为南宋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文人自觉地总结北宋学术文化传承脉络.在"元祐"这一旗帜下,理学与文学承续了各自的统绪,有效地呼应了官方构筑政统的努力.     

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

"说话"艺术是宋代在唐五代说话、寺院俗讲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瓦舍伎艺,话本则系由说话而来的书面文学,属俗文学的范畴.金代文学延续了北宋以来的雅、俗文学二维结构,金代的"说话"艺术承北宋而来,作为讲唱文学构成金代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朱熹理学体系的“源头活水”

朱熹的理学体系集北宋理学之大成,而又高于北宋理学.因为这个理学体系融儒释道三家为一体,亦即以儒学为主体,又兼采道家的"道"和佛学的"一多相容"思想.这也就是本文所讲的朱熹理学体系的"源头活水".朱熹将这些"源头活水"融合于他的理学体系之中,因而提高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思辩水平.     

北宋“偃武修文”政策探析

"偃武修文"政策是北宋防范武人专权割据,维护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它贯穿于北宋的政治运作中,形成"文人主政"的局面."偃武修文"政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繁荣了文教科技事业.但伴之而来的也有政治的不利,军事的失败,国力的不振和社会风气的颓靡."偃武修文"总体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但北宋运用这一政策却使社会积贫积弱,对外妥协投降最终导致了"靖康之变",原因就在于矫枉过正.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

北宋宫观官设置始于太宗,真宗崇道而增重其事,宫观官制度遂成.北宋前期,宫观官多由朝廷重臣兼任,经常参与宫观管理及道教活动,实理其事.熙宁年间,由于王安石变法等原因,宫观官成为统治者用以"佚老优贤"、处置异己者的闲职.徽宗时,出现了挂空衔而食禄的祠禄宫观官与实理其事的兼职宫观官并存的局面.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职官制度,其形成、发展、高潮均在北宋,南宋沿袭之.     

“东州逸党”诗人群创作考论

"东州逸党"诗人群出现于北宋真宗末年,是北宋第一个以地域命名并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诗人群体,主要活动于今山东济南、淄博一带,以奔放纵逸、不拘礼法闻名于世.其诗作或质朴无华或慷慨悲壮,无不显现出东州特有的精神风貌,迥异于当时诗坛华丽浮靡的西昆之风,开北宋诗文革新之先河.     

论北宋范祥的盐政改革

范祥是北宋中期著名的盐政改革家和擅于治边的地方长官.他在主持陕西盐政期间,先后进行了两次盐政改革.他所创立的"钞盐法"对两宋及后代的盐政都有极大的影响.本文通过探讨范祥盐政改革的历史背景、具体措施、取得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等,以期对北宋中期范祥的盐政改革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论“庆历学术”及其对北宋散文研究的启示

北宋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转型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等学术思想以及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也自具特色.厘清"庆历学术"的时限、代表人物以及主要学术观点,不只对研究北宋学术发展史很有意义,尤其重要的是,深刻把握"庆历学术"的丰富内涵对研究当时的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

更真实的宋朝开国史,与宋代文献记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其中北宋中叶以来士人描述的"崇文"气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宋太祖虽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文教及文治的措施,但其目的主要是扭转以往长期失衡的文武关系,以稳定秩序,却并未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崇文"倾向.宋太宗朝后期才开始落实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到北宋中叶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气象.由此直至南宋,主流的士人群体在追忆本朝开国史时,有意识地描述并改造了当时的政治状态,赋予一种"崇文"的气象.其实,这一现象乃是当时价值评判下选择历史记忆的结果,并得到国家的认同.     

试论北宋西北边区的蕃官行政法制

为了通过"以夷制夷"达到对西北蕃部的有效统治,北宋王朝在西北边区任命了众多的蕃官,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蕃官除授、承继、升迁和地位法制,对其行政权限、政绩考课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蕃官行政法制.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针对边区一些蕃官酋首滋事扰边、失职渎职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依其情节轻重给予法律处罚.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思潮、文学风貌,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状态。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但战争的失利,以及主战与主和之激烈论争所引发的严酷党争,使得北宋文人透显出浓重的"倦客"情怀,并转化为沉郁感伤、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最5 4终流露于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倦客"情怀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深入发掘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多重人格心理,同时也可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时代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论范仲淹承前启后的词史地位

范仲淹留存至今的词作只有五首,但在词史上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词为"艳科",在初始阶段受儒家文学创作观念的压制,创作十分萧条.到了晚唐五代,道德评价体系崩溃,社会享乐成风,歌词创作走向繁荣,出现"花间"、"南唐"两大流派.入宋以后.道德评价体系重建,歌词创作尽量避开艳情,词坛再度萧条.宋真宗后期,适宜歌词创作的北宋享乐之风已经形成.范仲淹歌词创作就以这样的社会、文学风气转移为背景.范仲淹<渔家傲>咏边塞、<剔银灯>咏史、<定风波>咏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气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坛衰变的一个过程.然而,其<苏幕遮>借乡思写恋情,已经表现出向艳情题材的转移.<御街行>更是直接写男女恋情相思,题材上已经回到"花间"的传统上来,预示着宋词创作繁荣期的到来.范仲淹以道德领袖人物从事艳词创作,悄悄地改变着时人的文学创作观念,成为词史上一位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作家.     

周济论清真词"钩勒"析疑

清代常州词派的周济在分析北宋周邦彦词时用了"钩勒"一词.如何理解"钩勒",在词学史上众说纷纭.钩勒本是画论范畴.本文从考察画论入手,结合周邦彦词的特点,认为周济所说"钩勒"是指清真词中显现词旨的语句,"钩勒"的运用使清真词更加浑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