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辨析——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中国模式”崛起

关于＂中国模式＂的提出、存在性、实质与内涵、利弊及其世界意义的辩论,学术界众说纷纭、无所适从。笔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认识的向导,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实践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模式＂崛起的重要意义,运用辩证法的逻辑思维,对学术界相持不下的＂中国模式＂的诸多方面做了重新的梳理和界定,并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模式＂提出了几点建议。     

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革的历史反思

19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建国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积极态度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开拓创新的重要前提。     

从“晋江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晋江经验”

从县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出晋江的改革发展实践经过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自发的“草根生长”、自觉的模式总结、自信的经验探索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晋江进入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从“晋江模式”到“晋江经验”,再到以民营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县域探索,晋江的改革发展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鲜活经验。这个经验概括地说,是一种“内生动力型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从“他治”走向“自治”——新中国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发展

公共生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考察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路径也是认识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生活经历了从“他治”到“自治”的模式变迁过程.“自治”的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村民的个体理性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当然,“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促进农村“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健全网络化的治理机制,整合多元力量,实现多元合力;通过实现优化调控,保障“自治”的公共生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从阶级统治到阶层共治——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考察

本文从治理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考察。在辨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论文以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而引发的阶级关系新变化为主线,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不同阶段各阶级与阶层政治地位的定位为依据,将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阶级统治模式阶段、过渡阶段和阶层共治模式阶段,并从治理主体、组织载体、实现机制等方面对这三个阶段的国家治理主导模式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     

从“西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定位

“西化”道路、“两步走”道路,一个彻底失败,一个中途陷入误区：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指引中国走出历史迷途,接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主题;中共十五大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从“历史真实”到“历史的精神真实”

当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的实际操作工具 ,堆积在文学编辑案头的学术论文 ,越来越驳杂得令人难以置信 ,有的更是怎么看都看不出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对于文学研究中正在“热用”的文化批评还需不需要学理探讨 ?需不需要学术规范 ?在文化多元性存在的今天 ,谁也不会期待有某种权威性的声音来作出定论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对于多样性意见 ,特别是更多确有真知灼见的意见的倾听 ,让我们的思考接近成熟。     

从“西方化”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与确立的世纪历程

20世纪中国人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历程浓缩着西方国家三四百年的历史。“五四”一代面对着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 ,以为“西方化”是世界之潮流 ,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毛泽东“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构想和实践终结了晚清以来的体用之争 ,但毛泽东后来对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特别强调 ,又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和灾难 ,毛泽东后期的“四个现代化”理想还较多地停留在技术、物质的层面上。邓小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 ,把精神文明纳入到现代化的内容中 ,勾勒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国家发展理论趋于成熟。处于后现代化世界背景下的中国 ,在 2 1世纪则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既要重视经济增长 ,又要不忽略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 ,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以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教育者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从“教官”到“教师”称谓变化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用来表达教育者概念的词语,经历了从教官到教习,从教习到教员,从教员到教师的三次变换。表达教育者概念的词语的变化,反映了教育者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演变,而教育者概念的演变,则源于教育实践的变革。     

超越悲剧性困境——从“选择的贫困”到“选择的自由”

悲剧性困境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难题,行为者无论作何选择都无法达成正确而道德的行为。然而,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观点,还是“诉诸理性一致性”的观点,都没能回应悲剧性困境中行为者的选择难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借助康德的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改造,认为行为者的意志的合法性足以使其在悲剧性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这种尝试仍然是失败的。悲剧性困境揭示的是“选择的贫困”,它掩饰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对行为者选择的限制,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为者的意志自由,从而以道德的名义将悲剧结局归咎于偶然的厄运和行为者的糟糕选择。马克思为超越悲剧性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通过改变限制选择的社会条件来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与人的解放,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尊重行为者选择的意志自由,更捍卫着意志自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即自由的选择空间。     

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

历史主义的法律移植研究存在着基本缺陷。本文提出 ,为了更好地展开法律移植实践 ,深入理解法律移植的实质也即廓清“法律移植与广义‘立法’活动是同质的” ,非常必要。以此为基础 ,本文认为 ,从“法律与政治”的应然关系入手 ,在“当下”社会共识的建立中寻找、追求 ,是解决法律移植问题的一个新的重要路径。     

从“工合”到新中国的工业企业——“单位”的“工合”起源

在学界关于单位制起源的研究中,抗日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合传统鲜有提及。实际上,工合作为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革时期发展经济、重构社会的首次尝试,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工合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设提供了新的形式,不仅深刻促进了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小工业发展,对于城市工业企业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同时作为重新组织社会的形式,单位的兴起及其制度功能的设定,与工合实践的思想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工合运动兴起和衰落及其对社会建设重要作用的探讨,寻找被忽视的单位制起源的工合传统,从而对深入开展单位制研究做出铺垫。     

中国金融监管的反思与新选择

近期我国众多金融机构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缘于我国金融监管的薄弱.在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必须继续深化金融改革,选择新的监管框架,妥善处理好货币政策下金融监管的关系,做到金融监管"三架马车"的协调,不断强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从而更有力地支持经济稳定发展.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模式”——慈善救助之文化逻辑、经验局限与发展走向

认识并破解现代慈善理念和运作模式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的现实难题,关键在于,阐明社会慈善之现代转型所依托的制度结构和文化集丛,理清并增强二者之间的亲和程度与实质关联。长期以来,现代慈善秉持的公平、公正、平等、效率、开放诸理念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却未充分展开,从表层上看,源自基于回报、人情、关系等本土性文化因子的差序慈善和基于权力、责任、服从等权威性政治伦理的政府慈善的替代和挤压,而从深层上说,在于家庭本位的差序求助、家—国同构的权威主义以及私民社会伦理的抵触和排斥。我们欲推进转型期中国式慈善救助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就必须认真考量中国特殊的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求助文化、公私关系对现代慈善理念及其运作模式本土化的影响。     

从“西化”“苏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发展之路

近代中华民族在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内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独立和发展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方法路径上,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西化＂之路,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学习的＂苏化＂之路,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发展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系列一脉相承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当今时代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充分借鉴世界文明成果,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     

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西域"作为文化交汇的空间主要是在中古。蒙元之后,"东海"似乎渐渐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外更重要的交流空间。"西域"之学的兴起,曾经给国际学界带来了若干变化:它把以王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国史改变为东洋史或亚洲史;使宗教、语言、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重要的研究焦点;文献资料范围巨大扩张,使语言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民俗调查和遗址考古,也成为发现新材料的必然途径。和"西域"研究相比,由于曾经共享文化传统,研究重心又在"近世",所以,在"东海"研究中似乎还有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西域研究需要关注"合",而东海研究则需重视"分",研究者如何超越国家疆域,形成"东海"这个历史世界,如何面对历史记忆与感情纠葛,以及如何面对现实国家与政治立场的牵制,等等。     

从历史决定论到历史选择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再认识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特质的内在要求。而理论上的坚持与发展,既离不开立足于新时代的人们对该理论本文的再认识,又必须体现为该理论在与新的经验事实互动中形式的调整、替换,乃至内容的更新与重建。笔者认为,以历史选择论这一新概念取代沿袭已久的历史决定论这一传统术语来标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既反映了我们对这一历史观思想实质更深刻正确的把握,同时也意味着这一历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发展。     

协作治理模式:从“对口支援”到“协作发展”

我国开展的对口支援工作对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口支援中的政治动员性而非制度化、双方利益的非均衡性、支援方和被支援方的既定性都会影响该项工作的持续进行,对口支援必须实现向协作发展的转变.协作治理模式从启动条件、制度设计、领导能力和协作程序四个方面探究协作发展的可能性与路径,对我国突破对口支援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思路.借鉴经验,必须实现对口支援由政治动员向制度激励的转变;实现支援目标、项目既定性向协商对接机制的转变;培养对口支援双方的信任资本;建构协作领导机制,实现协作中的多元参与,推动互信协作局面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