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鲁迅”的周边

<正>“竹内鲁迅”即日本学者竹内好(1910—1977)阐释的鲁迅,代表性文本是竹内1944年出版的专著《鲁迅》(日本评论社)。《鲁迅》出版四十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名家丸山升(1931—2006)在其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     

慎用“望兴叹”

先看下面三个句子 :①裁判出格 ,我女子沙滩排球望金兴叹。 (《羊城晚报》1 998年 1 2月 2 0日)②低收入子女望款兴叹。 (《教育导报》2 0 0 0年 7月 4日 )③老外让人望“洋”兴叹”。(《羊城晚报》2 0 0 0年 8月 8日 )究竟这样造出来的词语对不对 ?事实上造这些词语的人是没有弄清楚“望洋兴叹”的确切意义。“望洋兴叹”出自《庄子·秋水》中的“于是河伯欣然自喜 ,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 ,至于北海 ,东面而视 ,不见水端 ,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望洋向　 (海神 )而叹”。《释文》 :“‘望’,作‘目亡’ ;‘目亡洋’,犹‘望羊’ …     

试论鲁迅的悲剧艺术

鲁迅是我国在理论上提出合乎科学的悲剧学说的第一人.这些理论,贯彻在他的创作实践之中.(一)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     

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宋代的“引火球”是用火药制造的武器吗?

在一些历史著作中,是把引火球作为火药武器的一种来介绍的。如冯家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华东人民出版,1954年版,第28页)中说:“以燃烧性的火器来说,有‘引火球’、‘蒺藜火球’、‘火药鞭箭’……”;最近出版的有些历史著作也说:“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火鹞(铁嘴火鹞、竹火鹞)、烟球(烟球、毒药烟球)是点燃后用炮放。”作者还说明是根据宋人曾公亮编的《武经总要》而来的。     

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表与影响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发表的《人的文学》,是新文学理论倡导期的重要论文。它把“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达个中心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胡适语):“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是指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而“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要先“从个人做起’,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人的文学”“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的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理想的生活”即是在物质生活上“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在道德生活上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这是与“忠孝节义”的封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个纯阶级概念吗?

<正> 现代不少学者长期以来把《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当作纯阶级概念看待。如说:“孔子从其特定立场出发,区分了与历史上奴隶主奴隶两阶级不同的‘君子’‘小人’两大身份等级的阶级关系和地位。”另有人说。“处于剥削地位的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君子’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另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小人’。”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少。如说:“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这是说‘仁’这一道德品质是统治阶级(君子)的道德品质,被统统治阶级(小人)是说不上‘仁’的。他所讲的‘仁’不包括劳动者。”总之无论是     

古汉语情态副词“信、诚、实、果”的词义差别

“信、诚、实、果”是古汉语中表示“确实、的确”之义的情态副词.例如:《左传·宣公十一年》:“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孟子·梁惠王上》:“王曰:‘然.诚有百姓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小人实不才.”《孟子·离娄下》:“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     

“仿佛”只能是“好像”吗

新修《辞源》第二册1067页“仿佛”条下说:“大概相似。同‘仿佛’,‘髣髴.《楚辞》宋玉《九辩》:‘颜淫溢而将罢兮,柯彷佛而萎黄。’唐李白《李太白诗》中《赠崔郎中之金陵》:‘登高望浮云,彷佛如旧丘。”又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仿”字下列了三个义项,其第二义云:“[仿佛]好像,似乎.杨雄《甘泉赋》:‘犹仿佛其若梦’.又写作‘彷佛’.”准此,“彷佛如旧丘”和“犹仿佛其若梦”两句如何解释?“仿佛”跟“如”和“若”岂不重复了?查《说     

中国社会出版社——最新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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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庐隐的《海滨故人》

庐隐是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茅盾誉之为“五四的产儿”。“她是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向‘文艺园地’跨进第一步的”。她的代表阼《海滨故人》写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是庐隐的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作者广泛地对社会人生进行了反映和探索。在她的《一个著作家》、《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余泪》、《月下的回忆》等短篇     

从李善的《文选》注到骆鸿凯《文选学》——《昭明文选》研究管窥

《昭明文选》是现存的第一部大型诗文总集。从前,“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近年来,形成一股研究《文心雕龙》的热潮,又有了“龙学”一名。相对而言,若干年来对《昭明文选》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冷清,虽然不断地有尤刻、胡刻《文选》影印本出版,有《文选》李善注本重新标点排印出版,有曹道衡、沈玉成点校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排印出版,有被誉为近代“知选学者”黄侃的《文选平点》的出版,但是,无庸讳言,我们对《文选》的关心和研究,与“选学”之名很不相称。继《昭明文选译注》(第一册、第二册)之出版,今年八月,长春召开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昭明文选》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广泛交流了意见,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并展望未来。可以预期,《昭明文选》研究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说“■”

“■”,《说文·■部》:“见雨而比息,从■、从雨,读若欷”.段玉裁注:“比,密也.密息者谓鼻息数速也.道途遇雨急行,则息必频喘矣.此字读若欷,正与齉为卧息、(?)为卧息、呬为息、(口尸)为呻,皆读虚器切同.各本‘比’作‘止’,《篇韵》同,或又作‘上’,似不若宋刊、叶抄二本作‘比’为长”.《中华大字典》、《中文大辞典》和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辞典》皆引《说文》“见雨而比息”及段玉裁注.其实,“比”当是“止”字之讹,段注是错误的.     

“克己复礼”另解——兼及春秋政体

“克己复礼”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当作“孔丘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已经批“烂”了。在奴隶制社会复辟奴隶制,就是人们以孔子为反革命的依据。实际上,“复礼”的“复”字,并不作“反”或恢复解。杨伯峻先生早在一九五八年古籍出版社版《论语译注·学而篇》:“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注中说:“《左传》僖公九年荀息说:“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又哀公十六年叶公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这‘复言’都是实践诺言之义。《论     

浅论“道”对日本文化的渗透

日本著名精神病理学家居健郎在其著作《“撤娇心理”的绪构》(《甘元构造》)中指出:“某一国家的国民的特性只有通晓其语言才能真正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蕴含了该国国民灵魂深处所存在的一切,因此,一种国语对于其使用国来说是最上乘的‘投影法’。”他还身体力行地运用自己的理论,通过对日语中具有特异性词汇的分析:考察了日本国民的精神结构,提出了举世瞩目的日本人的“撒娇心理”学说。其实,     

“其”、“之”用作第一第二人称质疑

目前所通行的古代汉语教科书和有关古汉语的著作,在谈到作为第三人称代词“其”和“之”的用法时,有一种所谓“活用”为第一、第二人称的说法。有些书虽未言“活用”一词,但若“有时候可用作第一、第二人称”云云,实际上也是一种“活用”说。如下列几种书就是这样说的:“‘之’和‘其’虽然同属第三人称,但是可以灵活运用:有时候是说话人本人自称,有时候是指对话人。”(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一册。但最近出版的     

安部公房短篇小说《红色的蚕茧》探析

日本战后文学派的代表作家安部公房在小说《红色的蚕茧》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异化现象，人的存在的不舍理性这种病态、畸形的社会现状。小说中的几个主要象征性事物：“无‘家’可归的‘我”’、“女人的‘笑’脸”、“手持棍棒的‘他”’、“红色的蚕茧”及“发现蚕茧的他和孩子的玩具箱”，影射了战后的日本人对日本前途的迷茫、悲观绝望、孤独无助的普遍心理状态及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影射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制度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使人民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     

训诂二则

清代阮元在《经籍纂诂·凡例》中曾说:“经传本文即有诂训,如‘和,会也。’‘勤,劳也。’(《周书·谥法》)‘基,始也。’‘命,信也。’(《国语·周语下》)‘需,须也。’‘师,众也。’(《易·彖上传》)‘畜君者,好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亲之也者,亲之也。’(《大戴记·哀公问于孔子》)‘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并《周语下》)………”后来胡朴安在《古书校读法》中也说:“盖解经之事,最善以本经解本经,次则以此经解彼经。以其同一时代     

论沈从文对人的性爱世界的解剖

早在本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的时候曾经指出：“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声称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现在，有足够资料表明，沈从文在20年代进入北京后曾接触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他从周作人那里接受了性心理学的观点；曾拜读过张东荪的《精神分析学ABC》；还从施蛰存、废名等人的小说中领略了西方心理学的魅力……[2]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大胆而深刻地解剖了人的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