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瑶族村落妇女生育健康中的公共卫生服务

生育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总结湘南瑶族村落妇女生育健康的发展历程,调查湘南瑶族村落妇女的生育健康状况,探讨影响湘南瑶族村落妇女生育健康的卫生服务因素,从而打破医学、生物学、卫生学等学科单一从生殖、性系统对妇女生育健康进行研究的局限,发现了当地瑶族村落妇女生育健康方面的变化;并居于卫生服务这一重要视角,尝试从公共卫生服务方面提高当地瑶族村落妇女的生育健康水平,注重当地瑶族妇女在生育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提出用妇女的知识和经验提升妇女的生育健康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即改善瑶族村落的医疗技术条件、改善当地计划生育服务、拓展村落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的具体建议.     

农村妇女生育与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外出务工返乡妇女与未外出务工妇女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安徽省怀宁县某镇四个行政村的妇女进行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以外出务工返乡与未外出妇女对比为视角,从8项指标分析我国农村妇女生育生殖健康状况。调查发现,我国目前农村妇女生育生殖健康条件有待提高。但同时也发现外出务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妇女自我保健和自我主宰生命的能力和意识。为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体制和管理改革建议,提出要加强对农村妇女生育与生殖健康教育、服务和提供必要的经济救助等方面的工作。      

从田野调查看佤族传统生育文化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１９９７年作者在云南西盟、沧源佤族地区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材料为基础,从佤族传统生育观对现实生育的影响入手,运用民族学生育文化理论,具体分析了佤族生育文化中存在的三方面问题,即：一、佤族传统生育观与人口控制问题;二、佤族传统生育与婴儿成活问题;三、佤族妇女生育健康问题。认为：控制人口数量,发展文化教育,变革传统生育观念,提高妇女生育健康水平,是佤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流动妇女生育保险问题新论

流动妇女生育保险问题,是指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以户籍为标准,将流动妇女排除在当地生育保险制度之外,致使流动妇女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制度性歧视问题。而引发流动妇女生育保险问题的制度性原因,在过去,主要是由于国家生育保险立法的缺失。20lO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从国家立法层面上作出了生育保险不与户籍挂钩的刚性规定。人们期盼,随着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流动妇女能够真正平等地享受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生育保险待遇。     

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

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公共投入来配套,在系统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的相关情况基础上,对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强化党的“领导力”、优化政府“引导力”、激发企业“执行力”、发挥社会“推动力”、挖掘家庭“源动力”,实现“党-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主体的衔接,并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工作衔接; 同时,在满足新增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考核评估体系,完善婚育假期、妇幼健康计划生育、妇女就业权益等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加大对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的倾斜力度,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为三孩生育政策长期可持续释放潜力提供政策保障。     

村落文化与民族妇女生育健康───武定县俄枯噜彝村妇女生育健康调查

村落文化与民族妇女生育健康───武定县俄枯噜彝村妇女生育健康调查杨正权村落文化是指世代生活、居住、繁衍在一个边缘清楚的固定地点（自然村），以宗族为纽带、以信息共有为其主要特征的某一群体所拥有的文化（含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①为利于弄清村落文化的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与女性生育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新时代生育等女性权益提供了更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研究发现,该法之于生育保护具有重要的理念、理论与现实意义,将性别平等贯穿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各方面,有助于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歧视;面向广大女性的民生需求,有助于以性别平等助力适度生育水平与人口总量充裕;注重与其他公共制度相协调,有助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新法彰显了女性享有的“四大权益”、在劳动就业方面的“三重保障”以及生育保护的“双全原则”。有效贯彻落实新法,必须认识生育的本体意义,肯定生育的现实价值;加强生育保护,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注重劳动保护,同步推进劳动保护与生育保护;重视新法的实施过程,更好地体现全生命周期性和人群之间的公平性。     

态度影响二孩生育吗?

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编制二孩生育态度问卷,在江苏省苏北地区SQ市和LY市县域内调查已育青年妇女,分析二孩生育态度对生育意愿、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态度项目中“生育二孩会诱发家庭矛盾”、“加重时间和精力负担”、“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均分均低于2.6。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二孩生育态度越积极（P<0.001）;学历为初中以下者生育态度明显消极（P=0.003）;全职妈妈的生育态度低于各类职员（P=0.006）。二孩生育意愿、行为与态度之间均存在非确定性因果关系（P<0.001）。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二孩生育宣传与教育,尽快制定二孩生育配套政策,尤其是妇女就业、医疗、婴幼儿带教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减轻青年妇女生育二孩的各方面压力。     

生育产假制度发展的国外经验及其启示意义

生育产假制度是保护生育妇女的重要制度之一.基于生育产假制度国外创建的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假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男女两性在有偿工作中的机会平等和无偿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显著提高了生育保护水平.目前我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在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鼓励生育.这在客观上要求建立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假等配套制度,促进对生育妇女的保护.研究国外相关制度安排,将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启示.     

妇女婚居模式与计划生育相关性研究

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妇女的婚居模式对她们生育行为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普遍盛行的“嫁女娶媳”婚居模式下，妇女们追求多生多育和生男孩，计划生育工作因此困难重重；“招赘”婚居模式下妇女生育观念却发生了急遽变化，普遍自觉少生，模范地实行计划生育。文章指出，差异的产生是由于“招赘”婚居模式提高了妇女对子女的预期收益价值；改变了妇女的子女性别偏好；重塑了妇女生育有目的。文章认为，可以在农村现有经济、教育状况下，通过变革婚居模式转变妇女生育观念，使计划生育走出困境。     

陕西省农村已婚妇女“五期”情况调查

女性是生育任务的直接承担者,生理的特殊性形成了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生理周期——经期、孕期、围产期、哺乳期和更年期。通过对陕西省农村已婚妇女“五期”情况的调查发现．农村已婚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与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2015年人人享有生殖健康”的卫生战略目标差距较大。为了缩小这一差距,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府投入;加强乡镇医院医疗环境条件的改善,提高医护人员服务质量;对农村妇女进行教育引导,变“要我检查”为“我要检查”：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提高丈夫对生殖健康的认识,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殖健康社会文化环境。     

当前生育政策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调整。在“十四五”时期和中长期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和推动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包括数量、时间、性别和质量四个维度,并主要以生育数量调节为核心。在人口转变完成以后,我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应该从调节性的生育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对生育的服务和支持。服务和支持人们的生育的本质是,生育政策要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当前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实施“全面放开、自主生育”的生育政策;完善生育配套政策,构筑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推动计划生育制度的发展转型;加强对生育的健康质量和婴幼儿照护抚育的投入;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的调整。     

我校举行首届妇女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2年11月23至26日在我校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了“北京大学首届妇女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七十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就以下四个专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和讨论:1.改革大潮中的妇女;2.妇女与法律;3.妇女生育与健康;4.妇女与文化。对第一个专题,与会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改革为中国妇女参与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妇女在参与社会的变革中得到了自身的解放和发展。王庆淑的发言对这一观点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她用大量数字和比例数据,从宏观的角度说明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的每一个进展,都     

基于共同富裕的健康扶贫政策优化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尤其是近几年的脱贫攻坚战,中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健康扶贫将长期持续,因而需要基于反贫困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健康扶贫政策的三个转变: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从“医疗帮扶”到“疾病预防”;从“最少受惠者”扩展到“次少受惠者”。据此,现阶段健康扶贫政策优化的重点如下:一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实行个人医疗费用封顶制;二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三是增强个人健康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四是关注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五是建设有益于健康的环境。     

我校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积极开展妇女学研究

我校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积极开展妇女学研究我校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９日成立。中心成立以后，迅速积极地开展了各种学术讨论会及科研活动。中心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妇女理论研究学术论文发表会，分别以“以新的姿态去迎接妇女的新文化”、“论《当代朝鲜族女...     

妇女当家会强化低生育水平吗?——一项关于家庭权力与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

妇女地位的提升对降低生育率有着重要作用。在低生育水平的湖北宜昌农村地区,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权力在生育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男性的生育观念更为传统,男性主导家庭权力可以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而女性拥有越来越自主的生育决策权力以及更理性的、以核心家庭幸福为准则的生育观,但在这部分地区,没有证据显示妇女当家会直接降低生育率。因此,在妇女家庭权力日渐提升的趋势下,为防范极低生育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为妇女生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环境尤为重要。     

论“鼓励生育”视角下奖励制度之适用

我国的生育政策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人口规划工作的重心正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转移。从奖励的法理特性看，奖励与鼓励生育的政策目标高度契合。生育奖励制度的调整必须坚持比例原则、不可转嫁原则、均衡原则。当前，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使其未能发挥出应有之效。因此，生育奖励制度须实现从“政策化”向“法治化”的转变，一方面应制定奖励生育的立法文件，另一方面，也应优化具体的生育奖励制度。     

湖州市314名农村育龄妇女放弃申请生育二孩原因的调查

通过对湖州市农村放弃申请生育二孩妇女的生育意愿、经济与工作情况、及她们的生殖健康和环境因素等的抽样调查分析,表明生育意愿转变及经济、工作状况是放弃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而家庭环境及生殖健康等因素对是否放弃申请二孩也有一定影响     

藏族已婚育龄妇女的生育目的分析——以拉萨市为例

拉萨市藏族已婚育龄妇女的生育目的受到社会经济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在向以情感为主导型的现代生育阶段发展:家庭收入越高的妇女越看重工具性目的,个人收入对妇女的生育目的却没有显著影响;有配偶同住的妇女减少了孩子的工具性目的,对婚姻满意的妇女减少了对孩子带来爱的需要,但又害怕不要孩子受到非议;有有报酬的工作的藏族妇女比较重视孩子的工具性目的和情感目的;常住藏族妇女的情感目的比流动妇女大.     

“去家庭化”与“家庭化”:“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的双重突破路径

生育政策的完善是加强生育保障,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从“家庭主义”理论逻辑推演并结合实证角度分析判断,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定性为“显性家庭主义”,表现为支持家庭照护的积极化倾向和缺乏家庭照护替代选项的消极化态势,弊端在于多重因素结合下的家庭育儿负担过重,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生育意愿。促使“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向“可选择的家庭主义”转变,是突破现行生育政策困境的总体可行性思路,其转变可从“去家庭化”和“家庭化”角度着手,能有效避免政策工具化,为家庭减负并提高社会整体生育意愿,进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