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拆迁冲突演化机理与治理机制的风险政治学考察

既有研究从“道德逻辑“和“利益逻辑”的角度出发,对“污名化”倾向严重的征地拆迁冲突生发演化规律的揭示有限,也无法给征地拆迁冲突治理实践以有效指导。如若转换视角,从“风险逻辑”的角度出发对征地拆迁展开考察,会发现征地拆迁中风险权势结构存在“势不可挡”、“势不两立”、“势均力敌”和“因势利导”四种结构类型,与此相对应,会出现“冲突息止”、“冲突生发”、“冲突激化”和“冲突化解”四种演化态势。基于此,冲突治理机制由“强势治理”向“协商治理”的转变,是有效遏制征地拆迁冲突的关键。这一治理过程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政府对征地拆迁中民众正常诉求的“有罪化”认定转向“非罪化”认定,也意味着征地拆迁冲突由“污名化”转向“美名化”。     

征地冲突：治理碎片化与整体性救治——以N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征地冲突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来看,征地冲突的产生暴露了我国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即治理主体碎片化、组织功能碎片化、责任机制碎片化与信息数据碎片化。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征地冲突治理必须注重“协调”与“整合”的逻辑,并通过治理主体、制度、组织、责任与技术五条路径构建整体性治理策略。     

开发商介入征地拆迁：形成机制与实践后果——基于鄂东北Z村的考察

关于征地拆迁,法律关系主体是作为征地拆迁方的国家和作为被征地拆迁方的土地相关权利人,二者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征地拆迁中常涉及三类主体:农户、开发商和政府,由于开发商介入征地,征地拆迁中的补偿标准逐渐由政府规定标准转变为农户与开发商的协商标准。通过对开发商介入的征地拆迁模式的发生机制和实践后果展开分析,发现该模式训练了农民的谈判能力,被征地拆迁的农民正在成为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者,而调整措施的缺失将会导致这部分群体转化为土地食利者阶层。     

多元利益博弈中的征地困境探析——以H省X市Z湖新城征地过程为例

基于多元利益博弈模型和多元利益调和模型,企业、地方政府与农民在Z湖新城项目征地拆迁中,围绕不同利益诉求展开博弈,形成一个多元利益博弈格局,农民的利益抗争成为博弈胶着点,呈现为多重现实不满。企业、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多元博弈路径与策略选择并未实现利益调和目的,反而使冲突加剧,多元利益博弈进入"调和-冲突"循环,陷入"智猪困境"。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适当让渡为前提,以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为核心的"帕累托改进"对策,是打破僵局、突破困境,实现"纳什均衡"的关键。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基层治理精准化:意义、内容与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为例

精准化是在复杂性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基层治理精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治理精准化十分必要也极有可能.就其内容而言,在横向上涵盖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党的建设精细化、经济发展精明化、社会治理精巧化、公共服务精心化、志愿服务精品化、信息系统精密化;在纵向上包括以人为本、法治、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以及各项支撑性制度体系.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主要包括7个方面,即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抓手、以组织联动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考核监督为保障、以"互联网+"为载体.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基层社会治理,看似简单的六个字,一方面关系着国家的安稳和谐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关系基层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因此,创新基层治理,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才能有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擘画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新图景。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生动实践,为创新基层治理注入了柔性活力。     

论农村工业化视域下的精英治理 ——以皖东七里村为例

农村社区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状况,给广大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掌握着农村社区众多的资源,在社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优势成为其向政治精英过渡的筹码.集政治、经济特权与一身的农村精英们,为自身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这些社会资本,精英阶层介入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并最终发展成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村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庄治理

对闽、赣、湘三地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土地流转背景下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和村庄治理参与行为.分析发现: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的集中,规模经营主体的身份符号和对占有资源的策略化利用,村组织衰落和土地流转后村庄常住人口的减少等因素,推动了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新土地精英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观需求性.但应当注意,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和村庄治理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需从加强规制入手,既发挥新土地精英作为治理主体的功能,又要避免其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攫取,以有效解决或缓解农村社会问题.     

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

基于对既有征地研究中政治抗争视角以及批判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视角的反思,研究发现,需要将国家征地行为置于村庄之中,实现征地情境的还原,揭示征地本身的复杂性、所牵涉征地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才能整体和客观理解征地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实质。通过对鄂中L村征地实践过程的详细展现和考察,发现征地纠纷主要是村庄内部各主体针对征地利益博弈的结果,与抗争政治视角中农民的利益或权利受损无关,也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所隐含的土地发展权国有的规定无关。村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因博弈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村庄利益分配秩序的失衡,引发了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失序、村庄社会关系紧张、村庄历史遗留问题被激活等社会后果,侵蚀着村级组织的合法性。     

论农地征用程序与农民权益保护 ———从一个案例说起

土地征用程序作为一种行政程序应具有缜密的法理基础,文章通过一个案例研究,指出我国现行土地征用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完善我国征地程序宜借鉴国外经验,这对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农地经济价值功能的征地补偿价格研究——以江苏省泗阳县为例

当前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的矛盾凸现出来,在现行政策与制度框架内,征地价格严重扭曲,引发了集体上访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各方关注。近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提出制定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以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对现行的扭曲的征地价格进行矫正,探讨更加科学合理的测算征地区片价的方法,为新的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利用农地对农民生活所具有的直接的经济价值功能分析,并对这些功能价格进行合理量化,最后加总来计算征地区片价,即农地经济收益功能价格、就业功能价格和养老保障功能价格之和,并以江苏省泗阳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其空间差异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文章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出发,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角度构建了江苏省各地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其综合评价及空间差异分析,提出了江苏省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整体潜力的对策建议。     

河南省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

河南农村土地经营状况和产权制度的现有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产权不完整、使用权流转不畅、过度征用和静态补偿机制等方面,导致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完善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从三方面着手: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产权,逐步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提高农民种地收益。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以安徽省为例

文章从区域空间的角度,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安徽省17个地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情况进行了分类和评价,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拆迁中村干部的角色与行为分析——基于H省Z工程的调查

在乡村关系中,村干部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研究其角色和行为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通过对H省Z工程拆迁的参与观察,旨在以"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呈现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逻辑,而无意对拆迁中的相关利益群体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     

农村软法与软法治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调查

软法治理已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路径。在社会转型时期,为能全面反映公民的多元诉求,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以及互动的平等协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研究,结合对农村软法实施授权的阐释、农村软法资源和软法治理面临问题的现状分析,考量了村规民约、社会团体章程、村"两委"制度和党政机关文件等四大类的农村软法的治理实践。软法治理,弥补了硬法的不足,规范了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更有效地推动了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