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宪政实践与孙中山的宪政理论创新

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人完全按照西方宪政模式建立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过民初的宪政实践,这个以移植西方制度为范本的体制,逐渐蜕化、变质,最后沦为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孙中山在深刻总结民初宪政实践的基础上,借鉴苏俄革命的经验,同时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未来中国宪政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从而实现了近代中国宪政理论的伟大创新。     

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及其启示

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就是建立具有以宪法为保障的,靠法律机器和权力运转的,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文中通过对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中关键主题(民主与法治)的论述和探讨,目的是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参考和值得借鉴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宪政思想的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践孙中山宪政思想,主要是实践孙中山人民民主性质的宪政思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宪政思想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在此之前制定的关于起草《大纲》的七个原则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方案和实践继承和超越了孙中山的宪政思想;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及其规定的人民代表会议仍属于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范畴。     

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实践及其时代特色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始终以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为己任,因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其中含有统一的趋势、性质、内涵、方式与方法等丰富内容;他为结束祖国分裂的局面,审时度势地几次进行北伐讨贼与开展和平斗争,以期再造真正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进而建设富强的新国家。他统一祖国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其一生爱国拯民和振兴中华这一伟大革命事业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中间势力宪政思想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比较

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宪政思想。本文拟将其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作一比较研究,明确二者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而深入理解这两种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宪政思想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之比较

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宪政思想。本文拟将中间势力民主宪政思想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作一比较研究,以明确二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从而深入理解这两种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思想。     

国民党"训政"时期对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背离

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主要精华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说"思想,"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思想,以及"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这些思想极具进步意义。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未真正按孙中山遗教办事,而是在"训政"的标榜下,建立和维护其反民主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政治体制。主要表现在:训政时期国民党从未"萃全力于县自治",限制、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必先治党思想,日益专制、腐败、独裁,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终致失败。     

孙中山训政理论与中国宪政

孙中山先生为完成民主共和的任务,提出＂革命程序论＂,将革命程序从开始到结束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革命程序论＂是实现民主宪政建设的路径选择,孙中山认为训政时期是完成民主宪政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训政理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仍有缺陷。文章主要从以党治国和地方自治两方面论述孙中山的训政理论,并简要分析其对我国宪政发展的影响。     

孙中山的宪政民主论及其价值

孙中山的宪政民主论是其民权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辛亥革命中及此后,起了巨大的推动历史变革的作用,迄今仍有在政治思维上的启示性价值:人民主权学说、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思想,以及素朴的民主集中制观念,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宪政：大势所趋

2012年12月4日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凑巧的是。2012年也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100年。因缘际会。人心思法。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人们关注宪法,讨论宪法。回溯历史,考量当下,“宪法”、“依宪”、“宪政”、“法治”等词语,又一次得到新的诠释和表达。     

宪法和宪政以个人为本的哲学基础反思

法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近现代宪法与宪政所赖以建构的哲学基础是以个人为本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个人主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由此引申开来的个人的志向、价值、福祉、安全等价值观念,构成了近现代宪法和宪政所建立和发展的最高原则和终极目的。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及其评析

主要根据葛兰西《狱中札记》这部著作，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归纳整理为三方面内容：实践一元论、物质观和人性观，该思想值得肯定的地方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综合与超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与从实践出发理解物质，局限性包括对唯物主义的误解和排斥、具有主观主义倾向的实在观与夸大意志的决定作用。     

论经济内容的立宪设计

战后宪法发展出现立宪经济化趋势,这在多国宪法中都有所体现,人们对此多给予积极评价,我国亦如此。对立宪经济化的评价应当从宪政实践去考察,否则,难免有主观武断之嫌。这不但无益宪法实施,对立宪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我国目前的立宪设计应当以对这一现象的正确评价为基础。这使宪法被赋予了同普通经济法一样的直接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但对经济立宪的期望和立宪现实是否恰当,却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概念

实践哲学的现代复兴是在哲学普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实践哲学不仅指示了哲学的出路,还体现了它的根本性质。要确立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首先要明确规定“实践”概念的哲学含义。实践不同于生产劳动,它涉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后者只是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马克思正确地把生产方式看作是人一定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没有充分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前提。非经济的实践不是从生产劳动中派生出来的,而是相反。亚里士多德将理论作为最高的实践的结果,他的第一哲学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实践哲学。因此,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必须超越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回到亚里士多德。     

哲学的“创造性”品质

哲学之显明特质在于其固有的、内在的创造性。此创造性可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达成效果等方面考量之。就研究对象而言,哲学的创造性特质表现为其研究对象是抽象的理念,此理念是非存在的"无规定性"之物,"无"则朗现了哲学创造对象的独特性;就哲学方法而言,哲学家所采用的刨根问底的溯源法、逻辑在先的先验预设以及本质直观的独创方法,亦彰显了哲学的创造性品质;同时,虽然哲学本身并不存在功利性的目的追求,然而,哲学家却通过哲学的"追问"不但构造一个人文世界、精神世界,且能通过主观的实践参与,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生活世界。     

西方哲学的人类学转向与马克思对人类学哲学的开创

西方哲学由古代的以客观存在为本位的本体论哲学,发展到近代的以主客关系为本位的认识论哲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发展到"形而上学要由‘人类学’来取代"(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的人类学转向。马克思处在这一转向的滥觞时代,并开辟了这一哲学的新方向:广义人类学哲学。其特征,其一在于立足于"社会化了的人类",即以人类为本位构建新哲学;其二在于通过"人类的感性活动"来理解世界("事物、现实、感性");其三在于通过"革命的实践"来"改变世界",使人类能够合理生存与健全发展;其四在于以"人的社会存在"来理解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自由解放问题;其五,在于从人的现实关系来揭示人和人类世界。这一哲学的基本价值精神在于:在对不合理世界的批判中争取"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合理生存、健全发展与走向自由解放。这是当代政治理性可以引以为据的重估一切价值、重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重构各民族健全发展的人类学关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由之路,它对当今的全球化发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谈《窦娥冤》的人物塑造

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的作品《窦娥冤》巧妙地运用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和重视细节描写的写作技巧 ,并做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使作品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论孙中山的人才思想

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优秀传统,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合理成分,吸取百家之长,融通中西人才思想和用人实践,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思想,并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后,把自己的人才思想付诸实施.本文试从"人尽其才则百事举"的重人思想、"使全民皆有科学知识"的普教育才思想、"尚公去私,厥惟考试"的选才思想、"有才有德"的人才标准和"人能尽其才"的任使策略、"官吏为人民公仆"的近代民主管理思想等几个方面,对其人才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剖析.     

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二元分析

从立宪史的角度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立宪实践的世界潮流。从逻辑的角度看,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时代的具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时代是具体的。民族时代为主导和正在生成的人类时代的实际相关,人类的大多数民族迄今为止仍然处于现代(即近代),中华民族正行进在与人类时代相关的自身民族的现代之中,这些就是中国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全部哲学创新的时代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