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行事历法管窥

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历法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相传远古黄帝时期,已经“考定星历”尧舜时期出现了与农业相关的天象观测。《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些记载,虽然有待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实,但我国天文历法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不容     

西方天文学与东方天学的交汇——以康熙年间两次客星观测记录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在欧洲天文学革命之后,在天文观测特别是恒星观测方面欧洲的天文学家已经超过了东方。事实上,在17世纪中晚期,在偶发性天象的观测上,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机制仍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康熙朝,钦天监观测到两次客星现象,并利用西法制造的天文测量仪器,将这两次客星位置以精确的经纬度记录下来。这是基于西方天文仪器的测量技术与基于东方天学星占学的轮候观测传统偶然结合的结果。这两次记录很可能都是新星爆发,而记录中提供的数据亦有可能对现代天文研究有所帮助。     

中国古代天文学对传统农业的影响

天文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四大学科之一。中国在天文天象观测、历法制订推步等方面曾领先于世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高度发展 ,是政治、生产需求、人们求知欲交互作用的结果。农业是中国古代的主导产业 ,它对天文的发展形成了强大推动 ;与此同时 ,天文学的发展对农业生产、农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象观测和历法的进步 ,伴随和标志着农业及农学理论的重要发展。本文将从日月五星的观测、历法制订推步以及时节的确立等方面来探研中国古代天文对传统农业的深刻影响     

康熙尊重科学

清朝定都北京后,曾经为明朝修改历法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又投靠了清廷。以汤若望为首的耶稣会士们,在顺治帝当政期间,受到极为优厚的待遇。由于修改历法取得成绩,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国家天     

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天文历法

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自然辩证法》)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为了探索自然界与农牧业生产的关系,找出它的规律性,以便掌握生产季节,搞好农牧业生产,一直注意对天象进行观测,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知识,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天文学。历法则是天文学的实际应用。我国各民族人民保存着极为丰富多彩的天文历法资料,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关于《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

16世纪末 ,欧洲传教士来华 ,明政府也急于改革历法。于是 ,就发生了以天文学为引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17～ 18世纪的西方天文学东传一直是学界颇为关注的论题 ,惜乎受限于诸多因素 ,议论文章或专著 ,往往是以偏概全者较多。张柏春所著《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一书既详考西方资料 ,也注意东方背景 ,对东西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测天仪器的发展情况 ,均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较为全面的具体分析 ,议论是中肯的。该书图文齐备 ,在类似图书中值得注目。它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也从技术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东西交往的途径。在介绍此书时 ,我也补充了自己的心得和说明 ,以更全面理解复杂的事物和背景。     

苏颂科学活动与学术思想探究

一苏颂(1020—1101年),北宋福建同安人。由于家学熏陶,苏颂自小对天文学很有兴趣,经常观察天象和探讨测天器械。北宋景祐2年(1035年),时苏颂16岁,在其父苏绅的督促下,曾写成《夏正建寅赋》,其中运用了不少天文历法知识,颇得苏绅及学界长辈赏识。苏绅当时即预言苏颂将来“当以博学知名也”。苏颂19岁时作《斗为天之喉舌赋》,23岁时作《历者天地之大纪赋》,都与天文学内容有关。熙宁10年(1077年),宋神宗任命苏颂为贺辽主生辰使,这年冬天,他到达辽国,还与该国君臣就天文历法进行紧张的答辩,他的学术见解赢得宋、辽双方的一     

明朝回回天算家天文工作考述

宋元以后，回回天算家供职于中国天文机构，对中国天文学做出了特殊贡献。本文从洪武中对回回天文历法典籍的译介、明回回天文机构的具体职掌和日常工作以及其天文工作的缺陷与不足三个方面，在学界第一次专门、系统地讨论了明朝回回天算家的天文工作。     

西方传教士与明末历法改革

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抓住了明代历法失修亟须改革的契机,积极输入西方天文、历算学和参与《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使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渐趋高潮,同时也促使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在历经“南京教难”之后重新振兴。     

浅谈明清传教士传播天文知识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我国天文学的发展经历元代高峰之后,从明初到万历年间开始止步不前,之后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我国,带来了一些先进的天文知识--天文仪器、天文历算、天文著作,使我国的天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飞速发展时期.但是传教士在天文知识的传播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先进的"日心说"没有及时传入我国,望远镜也未在我国得到正常地使用.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传教本质属性的影响和国人对西学吸收主动性不够.     

冲击与反弹: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早期遭遇——以保安教案为例

近代中国教案频发,究其根底,乃因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多重面目,形成了对中国固有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冲击。在冲击与反弹的模式中,中西文化的冲突构成了教案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亦因类型繁多,不仅有占主体地位的汉族文化,也有各种形态的少数族群文化,从而使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和内涵。在早期基督教传入安多藏区的过程中,两种宗教因基本教义、信仰体系和传教形式的不同,在相互的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两种同样对社会具有强制性干预色彩的宗教的冲突。藏传佛教对基督教的排斥,既是一种宗教文化对外来文化形态的排异反应,也存在现实利益的考虑。1899年发生的保安教案,清晰地展现了宣道会在保安堡传教的努力与隆务寺对传教士的不满与敌视,最终演变成为一场驱逐传教士的暴力事件。     

顾颉刚与教会大学

顾颉刚先生曾先后在燕京和齐鲁两个教会大学任教十多年,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当初,顾颉刚为了发展学术不得已而选择了研究条件较好的教会大学,但他的学术思想又与教会大学的学术取向发生了矛盾,最终不得不离开。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北宋的天象灾害预测理论与机构设置

司天监作为古代政府设立的观测天体运动状况的天文机构,一方面,是我国天文科学发展的重要见证,学术界也多以此和职官设置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设立这一机构观测天体运动的目的来看,在天道人事观的治国思想影响下,这个具有极强科学性的天文机构,却是统治者预测祸福吉凶的主要工具。而灾害作为能够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影响政权基础的重要因素,以及上天对统治者为政得失的警告,自然也成为了天象预测的重要内容。在这层意义上,我们把司天监当作古代的官方灾害预测机构进行研究,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机构的特征和我国古代灾害管理的途径及方法。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特立独行的来粤传教士——罗孝全评传

罗孝全是新教开创对华传教事业时期一名重要的传教士。特立独行的性格使他与差会的关系陷于尴尬;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师生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穿梭于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罗孝全最终没能实现他的宗教理想,但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与交汇赋予罗孝全的传教活动以更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

虽然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诠释受到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甚至是受到传教使命驱使,但他的进路迥然不同于具殖民色彩的东方学,并且在动机和态度上颇为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他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没有强调东西方宗教观念之间的差异,反而突出它们的相通之处,希望以此作为基督教与佛教建立合作或友谊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使佛教徒皈依基督教。基于他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实践了一种后殖民的批评,与殖民势力是对抗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进路与心态截然不同于那种解救东方人的殖民主义式思维,因为他从来不曾假设西方文明更为高等。就萨义德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批判来说,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响应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甚至是反例。     

汉语索隐神学——对法国耶稣会士续讲利玛窦之后文明对话的研究

利玛窦之后,其"适应"策略虽然被部分传教士继承,但天主教内部宗派矛盾引起的"礼仪之争"及部分中国人反教而导致的教难,使天主教在华传播遇到空前困难。在此背景下,白晋、马若瑟、傅圣泽、郭中传作为太阳王路易十四特使被差遣到康熙王朝。他们虽遵循利玛窦"适应"路线,却讲出不同的汉语索隐神学。由于其"前见"与许多批评者不同,汉语索隐神学长期受到简单的否定与批判,但"前见"既可能是错误的"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文化人类学想象,因此,汉语索隐神学主张者的研究在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化相遇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