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批评“远”范畴的审美空间

“远”作为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在审美空间上表现为三个维度,分别为空间之远、时间之远和哲思之远.中国古代词作中“远”范畴的审美内涵,超越时空的距离,由“眼中之远”升华为“意中之远”,最终指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是对艺术价值和生命真谛的超越性指引.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气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气"作为词作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气审荚表现特征的探讨,三是从词的创造角度对"气"的多方面考察.从这三方面展开的词气之论,使古典词气论在多雏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气论

我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气论,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宋代);成长阶段(元代、明代);兴盛阶段(清代前中期);深化阶段(清代后期).上述四个阶段,标示出了我国古典词气论不断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的轨迹.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李清照论

"别是一家"的李清照词,在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因时代审美趣尚的各异,评价有褒有贬,其主流词论,由宋元历明而至清,呈现出一个由重词法到重整体把握,再到重其词境的层深的历程。考察这一历程,能为今天的李清照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历史参照系。     

清代词学批评中的稼轩论

清人对稼轩词的评价与接受随词派理论的消长而变化,这些变化既彰显出辛词的丰富内涵,又折射出清代词学思想的某些新变。清人一方面将稼轩词推至"一时无两"的高度,同时又视其为词中变调之代表,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背后实则蕴含着清人"第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的新的正变思想。周济的"退苏进辛论"不仅将同类词人的比较研究推至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而且显示出常州词派重性情、重门径、重统绪的词学思想。而陈廷焯由辛胜于苏到苏胜于辛的转变,反映出的正是自身词学思想在由对外部形式之美的取重转向对内部性情之善的追求。     

两宋词学批评的文本形式

本文对两宋词学批评所运用的文本形式予以归纳梳理,计有:(一)词话专书、词学专著;(二)词籍序跋;(三)诗文题跋、书札、词作题序;(四)词选及其按语;(五)书录解题;(六)散见于宋人诗话、方志、野史、笔记之中的单篇(则)词评文字。这六种文本形式庶几囊括了中国古代词学批评的基本文本形式。     

清代词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

清代词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意象批评方法的运用;二是对比较批评方法的运用;三是对源流批评方法的运用;四是对摘句批评方法的运用。清代词学作为我国古典词学的繁盛与总结阶段,它对不同文学批评方法予以了全面地继承、丰富、深化和完善。     

论宋词之"富贵"

"富贵"这一批评范畴在词学中被关注的程度明显高于诗文批评,这和"富贵"范畴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本身的内涵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关词的起源(民间、燕乐、秦楼楚馆)决定了词"绮艳"的本色,其繁盛时(宋)的社会风潮、文人时尚又决定了词继续流连与"温柔富贵乡"中.因此"富贵"这一范畴在词学批评中的具体涵义就在于奠基于词人深厚的学养和博富的才情基础,词创作要既脱却穷酸寒俭之俗态,又不仅仅以镂金饰玉的财富的铺陈刻画为能事,而是超越刻意的"富"的外在形态的描摹,追求天然的 "贵"的内在气象和神韵,营造出一种雍容典雅、风流闲淡、含蓄蕴藉、旖旎优美的气韵,如此"格高气逸,韵远思深",方为真知"富贵"之上乘之作.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正变论

词的正变论是中国古典词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一大特色。它经历了从本色论、从词体论、从自身流派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延展到清末及近代 ,随着词家们对自身词学理论反思的加强和整个时代词学批评内涵的深化 ,最终发展为词的审美意境论正变。传统词论正变理论显现了它漫长而繁复的历史消长过程及其演化特征。回顾和梳理这一词学历史的脉络 ,对词学理论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明清词学中的正变批评观

宋词的正变,在明清词学史争论异常激烈,大致有两派:一持正变观,或言风格流派,或言时代先后;一反正变观,或以本色当行论之,或对南北宋词平视。     

女性文学“性别”意识的话语转型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性别意识一以贯之。之初,作为对特定历史时期“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点的反拨,批评话语侧重女性立场的强调,女性意识的阐发。90年代以来,批评话语渐渐转向了“社会性别”,研究中更倾向于男性权力的批判和性别差异的解构。近年来,“性别诗学”理论渐渐浮现,强调性别属性的阐释与其它范畴的结合,并谋求双性差异中的和谐,这意味着学界对性别介入文学的问题有了更理性的认识。     

漫议"石油文学"

理解"石油文学"必须从摒弃政治化的概念开始,对它表现出的具有丰富的人性内涵的"石油人"也必须进行全新理解.具体来说,"石油文学"就是要写出现代意义上的"人",注重人的"现代意识".     

关于“仇富”之类的修辞批评

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组织结构带来颠覆性变化,许多新的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有些一时的负面事象,比如“仇富”、“仇官”、“问题少年”、“医患关系”、“二代”类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浑象”.从修辞批评的视角来看,这种“浑象”是因为语言标签化、语言对心理认知的导向性造成的.由此,我们必须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澄清事象的本质,还原事实真实,倡导并培养积极健康的国民心态.     

论柯尔施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反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阐释定向及存在论基础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在于 :它与同年发表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起 ,不仅对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抨击 ,而且由此开启了一个对马克思哲学阐释定向的决定性反拨。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一批判性的反拨 :(1)柯尔施指证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乃是无批判地陷入于现代形而上学的主导观念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基本幻觉———科学实证主义 ,亦即在轻忽马克思主义之“哲学方面”的同时 ,完全从属于非辩证的知性科学立场 ;(2 )对马克思哲学予以重新阐释的核心定向因此就在于恢复其革命的辩证法 ,恢复实践批判行动和革命意志在马克思哲学基础中的本质重要性 ;(3)由于柯尔施在存在论基础上的局限性 ,使得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深切的存在论意义落到了他的视野之外 ,并从而使得他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就其实质而言仍不得不依循黑格尔主义的基本定向     

略论《桃花扇》中对儒家士大夫的批判

作为孔子的后代,深谙儒家之道的孔尚任在他的名著《桃花扇》中,对作为儒家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隐微地寄予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期望,但更多的则是对他们或祸国殃民,或无能救国的批判,而赞扬了被孔子认为“难养”的“女子与小人”的侠肝义胆,有勇有谋,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未来的希望。这不能不说是对儒家政治观的一大发展。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史批判”

理论界多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史批判"等同于"唯心史观"的批判,这应是一个误解。19世纪人类学勃兴,文化多通释文明,意指特定时空中的总体社会发展形态,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习惯用法。两人对是时的"文化史"写作不甚满意多有原因,如马克思反对它们仅仅把鲁滨逊一类故事看作对现代文明的反动,怀旧与自然同在的浪漫主义倾向。但这一切并不构成对"文化史"本身的否定。结合观念和现实来写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确认产生了特定的生产关系,并且始终在调节改进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的现实性,将最终说明观念形态的文化的生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史批判给予我们的最终启迪。     

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生态批判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生态批判发端于马克思"人化自然"的思想。他认为,空间生产和生态的关系日益密切,但空间生产非生态化现象日益明显,并引发了很多悖论。"空间生产"的生态批判观是以空间生产非生态化现象批判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形态,其理论主题在于对空间生产非生态化的批判,即对空间生产中技术理性的分析与批判,其理论功能在于倡导生态化的空间生产实践,以达成自然空间生态系统的平衡。"空间生产"中蕴涵的生态批判思想,可以为空间生产的生态化和人的诗意栖居提供现实启示。     

论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忠实”的相对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常将“忠实”作为衡量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原文至上”原则,却忽视了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与作用。本文试图运用阐释学和接受关学等理论观点,从作者、原作、译者和读者四个方面来说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和原文文本不可能产生一种超越时空、惟一正确的终极性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只能是相对的,若仅以忠实与否作为评价译作的标准则无疑会使翻译批评具有很大的局限而失之片面。     

清代词学与佛义禅理

以佛义禅理论词是清代词学的特殊现象。明代以前,佛家对词体持排斥态度。清代词学家借禅宗表现新的词学观念,用禅宗范畴对一些词学命题进行新的阐释,或借禅境喻词境,另辟蹊径以探寻古今词人词作的艺术意蕴。佛义禅理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从“百顺街文化”谈芦焚小说的文化批判

芦焚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始终以城乡下层人物的生活为视点 ,尽力在文化层面上寻求导致各种悲剧的总根源 ,在挖掘深植它们心底的落后文化因素的同时 ,对“百顺街文化”展开了深刻而独特的文化鞭苔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