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标本"意义

赵树理在中国1940—1960年代的文坛上几度浮沉,最终以悲剧告终,对研究这期间的中国文学是有着"标本"意义的。其"问题小说"创作与"中间人物"的塑造都为他招来不少是非,而究其根源却在于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赵树理的褒与贬实际上与对现实主义把握的正确与否有关。赵树理这一"标本"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为现实主义正本清源。     

论"单位情结"在当代小说的嬗变

一定历史时期内,单位制度深深作用并影响作家形成的＂单位情结＂,在当代小说中存在着稳定的共性;而在历时阶段里,它又呈现出了鲜明的差异。对单位情结在当代小说嬗变轨迹的梳理,可以呈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心理的演变、文学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当代小说对单位及其制度想象的变化。     

中国"新状态"小说和美国"人的现状小说"

美国"人的现状小说"和中国"新状态"小说是两国当代文学中的两大景观.有着强大阵容的两国当代小说创作群体,由于其书写"作家个人世界"和"个体性"的模式,放逐了某种社会意义和某种道德指向,在主题、题材和创作方法上均有不少相似之处:寻找自我是它们的共同主题;欲望化的叙事是它们的共同题材;自然主义和某种荒诞形式是它们或强或弱的共同倾向.     

论中间人物与英雄形象

1962年的"大连会议"是调整政策的产物。但当时政策的调整只是经济困难时期暂时的退却,并非要从根本上改弦更张,所以会议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写中间人物"论必然要受到批判。但1949年以来历次文艺批判中所否定的东西,却正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成果,所以那时的文艺路线离"五四"精神愈来愈远。批判了"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写真实"论,就发展了虚假的浪漫主义,文艺作品不再按照现实生活本来的面貌来描写,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编排;否定了"写中间人物"论所强调的性格描写的复杂性,就发展出以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论,并衍生出"三突出"创作原则。这些貌似激进的理论,其实是文艺上的复古主义,使得中国文艺远离现代性而大踏步地倒退。     

里尔克的"物"与海德格尔的"物"

"物"在里尔克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物"是人的存在之所,是人的生命家园,人和"物"之间有一种原始的本原关系.但随着对象性思维的发展,人与"物"的天然关系被破坏了,人和"物"无家可归.因此,他们提出要看护"物",维护"物"的圆满自足,让"物"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但在世俗的功利活动中,"物"的物性消失不见了,只有在艺术作品中,"物"才能得到看护,才能成为"纯粹之物",秉有它的全部光辉与尊严,拥有它的存在.     

"以物"如何"观物"

<鸟鸣涧>有三种解读方法,从儒、释、道角度都解决不了以"物"如何"观物"的问题,王国维和邵雍的"以物观物"的理论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生态学的解读方法,才能实现"以物观物".生态学考察有机非有机物的"转变"(becoming)与"差异"(difference),以及"邻野生境"(milieus),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物观物".生态学的方法为解读中国山水诗带来了新的思路.     

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     

"客观对应物"与"以物抒情"比较

T.S.艾略特提出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我国古典诗歌"以物抒情",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共同之处是将思想感情的表达倾注于对客观对象的刻画,由"物"及"心".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以物抒情"诗歌创作的差异在于,寻找"客观对应物"反映了艾略特"非个性论"的思想,而"以物抒情"则强调诗人的个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意象选用的多样性,而"以物抒情"在意象的选用上明显倾向于"雅"或"美"的单一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诗歌的多义解读,而"以物抒情"则往往"点题",表现为一义解读.     

中国当代小说的转型

本文从纵横两个座标上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转型.上篇通过对当代小说近十年来充满矛盾和生机的运动轨迹的考察,宏观地阐述了转型小说的历史发展;下篇从主题形态的演变、人物塑造的演进、结构模式的变化、叙述方式的突破、语言形态的变革等方面,剖析当代小说转型的具体内容,进而以"生机与危机共存"概括小说的转型与转型小说的总体特征.     

文体的复调与变奏--对米兰·昆德拉"复调小说"的一种解读

在米兰·昆德拉的"复调小说"观念体系中,"文体的复调"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在理论上对"文体的复调"的标举以及创作上对不同文体杂糅的实践,既遵循了其自身艺术的内在逻辑,也映现了当代小说写作的一个潮流──跨体写作倾向,从中还可发现昆德拉这位自觉的文体革新者对小说历史渊源及未来走向的认识。昆德拉在"小说文体复调"方面的实践,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当前文学创作中文体形式的嬗变特征。     

论中国哲学中的"器物"与"道理"

文章对日常所见的"器物"与"道理"作诠释,认为中国哲学中说的"器物"与"道理"是统一的,即道在器中、理寓物内.因为这样,所以哲学家们可以以器喻道、藉物明理;反过来也可以制器证道、设物明理.而之所以能这样,在于古代哲学家有着万物一体、物我同道的思想,诸如这些,都表现出与西方哲学所不一样的特征,应引起关注.     

公安文学中的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

公安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由扁平人物过渡到中间人物,由中闻人物过渡到圆形人物,满足了不同读者的审美需求, 这是公安文学兴盛的标志,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历史与现状

主持人语:我国政府全面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前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欧美,分别举办了中美、中德和中法文学论坛;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了"中国当代小说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最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联袂启动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但是,中国文论"走出去"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诚然,多年来学界对于域外中国文论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介绍、翻译和研究.但是,那是从"域外汉学研究"角度进行的,而始终没有将这个问题从正面提出来讨论过,甚至目前几乎还找不到关于这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     

英雄人物为文学艺术創作开辟了最寬广的道路

邵荃麟同志反对写英雄人物、鼓吹写“中间人物”的一个借口是:英雄人物“单纯化”,“尽管写的职务不同,但性格相似。都是红脸”,缺乏“深度”和“复杂性”;“中间人物"身上有“旧的东西”,有几千年来的“精神负担”,有“苦难的历程”,     

心性论意义上的"物不迁"——兼谈所谓"心性论"

心性论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模式,它围绕着心性境界而展开言说,比如僧肇在<物不迁论>中提出的"物不迁"就不是一个认识论命题,而是一个心性论命题.心性论意义上的"物不迁"乃是主体达到佛教"空"的境界时"般若"智慧所观照到的一种景象,具体地说就是,"心空"则"心在当下";"心在当下"则"心不迁";"心不迁"则"物不迁",总之,一个人若能达到"心空"的境界,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呈现"物不迁"的景象,这种"物不迁"的景象是不可能通过世俗的认识而获得的.在僧肇看来,"心性论"意义上的"物不迁"乃是世界的真实相状即"实相".     

《老子》中"物"的生态价值

生态危机即"物"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人对"物"本原意义的遮蔽.如何为生态危机寻求一条更好的解决之道,关键在于使生态伦理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原则,使人能够以"为物去蔽"的方式待物.老子哲学开辟的不仅是一种对物的认识纬度,更是解决"人"、"物"矛盾的生活纬度.<老子>中关于人与"物"如何相处的真知灼见,无疑给现代人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     

论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 与“人学”话语策略

"中间人物"是"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特殊存在,作为一个文学族类,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但从现象形态与创作主体角度审视,反映了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也是当时有见识的作家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认知与艺术解读,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作家感知生活、表现文学"人学"思想的一种话语策略。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或可使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历史时段文学的创作价值。     

量词"点"和"些"用法

分条举例说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不定量物量词"点"和"些"的用法.     

消解"心"与"物"对峙的努力--朱光潜美学思想再思考

传统西方美学讲究"心———物"两分法,各历史时期的各派美学都重在探求"心———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心"如何观照、反映"物",直至20世纪,西方美学界才形成对"心———物"交融美学问题普遍关注的倾向。朱光潜一直在进行着消解"心"与"物"对峙,在"心"与"物"交融的契合点上寻找美学真谛的努力,尽管,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努力———他美学思想阶段性的呈现:先是推崇"形象直觉";后又从"意识形态论"入手,探究美与美感问题;最后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基础上确立"主客观相统一"的美学命题———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追求。在现代西方美学家殚精竭虑欲探询的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显现、意义与理解等美学问题的今天,重读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会有很多新的启发。     

由"物理"至"性理" ——论张载的"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

中国虽然缺乏知识论传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知识论思想。张载关于"见闻之知"的思想涉及一系列与知识论有关的问题,如外物、认识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等问题,但是张载又从物我对立的伦理角度贬低"见闻之知"转而倡导物我合一的"德性所知",提出从"见闻之知"进展到"德性所知"的修养工夫,并探讨了与"德性所知"有关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