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仁爱：罗尔斯和桑德尔的分歧

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将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然而,共同体主义者(也被称为社群主义者)桑德尔并不认为正义必然优先于仁爱等其他美德。桑德尔针对正义的优先性进行了三方面的批评:第一,罗尔斯所描述的经验性的正义环境不具有普遍性;第二,罗尔斯将原初状态的人们设定为相互冷淡的,忽略了人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爱的倾向;第三,罗尔斯反对以仁爱作为社会制度首要美德的重要理由——个人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是站不住脚的。     

论桑德尔对罗尔斯新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兼与姚大志先生商榷

自从罗尔斯在当代复兴社会契约论模式以来 ,赞美、模仿、发扬光大者有之 ,由疑惑不满而发为批判者亦有之。除了自由主义内部阵营的批评外 ,在社群主义对新契约论的批判中 ,桑德尔的论述以系统全面、逻辑清晰、直逼主题而独树一帜。姚大志先生在 2 0 0 1年夏中美学者伦理讨论会上所提交的文章中 ,已经提到桑德尔批评罗尔斯契约论中蕴含着自由与互惠的矛盾。姚大志先生反驳桑德尔 ,认为可以通过把自由排在互惠前面的“优先性”排序来解开这一矛盾 ,因为“自由”当然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我们也认为社群主义对于新契约论的正当性的批评有失偏颇…     

正义与公共善孰为优先——论桑德尔与罗尔斯政治观的分歧

在政治哲学的规范性问题即政治制度、政治社会建构的目的与依据是什么的问题上,桑德尔和罗尔斯有着根本的分歧.罗尔斯认为评价一个社会公正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合乎正义原则,桑德尔认为评价一个社会公正的标准是看它是否促进了公共善,因而桑德尔断定正义内在于善.     

桑德尔对自由主义自我观的批评

桑德尔是社群主义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因对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批评而著名。在桑德尔的批评中,罗尔斯的自我观是其主要靶的。康德以及罗尔斯自我观是一超验和形而上学的自我观,桑德尔则强调共同体先于自我而存在,并且是自我的构成因素。然而,桑德尔的自我观同样存在着自身的逻辑问题。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     

物权和债权的优先效力需重新认识

物权的优先效力仅仅只是物权内部的优先效力。可以并存的物权以时间先后确定优先效力;限制物权优先于所有权;登记物权优先于未登记的物权;以占有为要件的物权优先于不以占有为要件的物权。债权内部也有优先效力问题。担保之债优先于独立之债;主债优先于从债;人身之债优先于财产之债。论证物权对债权有无优先效力,要在法理、逻辑和实践上都应讲得通。物权对债权并无优先效力。租赁(改称赁权)应是用益物权。     

《民法典》平等原则下民事权益位阶探析——以全国首例“电梯加装”案为视角

本文以全国首例“电梯加装”案为视角,提出了通过民事权益位阶解决权益冲突的思路。民事权益位阶是指各种民事权益依其内在价值不同而形成的受保护先后顺位。民事权益位阶的设立可以化解民事权益之间的冲突、规范民事权益的行使、弥补民事立法的空白,其设立具有重要意义。确立民事权益位阶主要有以下基本规则：人身权益优先于财产权益的规则、人格权益优先于身份权益的规则、原始性人格权益优先于派生性人格权益的规则、民事权利优先于民事利益的规则、直接权益优先于间接权益的规则、相同性质的民事权益下多数人民事权益优先于少数人民事权益的规则。在适用民事权益位阶规则时,高位阶民事权益优先保护、低位阶民事权益受限符合比例原则、低位阶民事权益应得到合理补偿。最后,在民事权益位阶理论下,对“电梯加装”案进行了再审视。     

论社群主义之现代伦理学形态

将西方社群主义伦理学从一种"流派"上升为伦理"形态"论来进行梳理与分析,其根本要义在于将社群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种体系性与精神性理解,而不仅仅处于一种知识论的工具性意义,从而使得社群主义更能切入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生活。社群主义者们正是从形上的本体建构、道德哲学史的价值传承、实践视域中现实检验以及主体性的普遍个体认同等方面完善和建构了社群主义流派,使得社群主义在精神哲学层面上完成了形态论的终结。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桑德尔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从一种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架构中提出了与自由主义论争的核心问题: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从道德哲学史梳理中重构了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德性传统;沃尔泽的《正义诸领域》则直接关注共同体得以实现的实践论根基;泰勒的《自我的根源》则着力于在社群主义的认同前提下追问人类的主体性。     

自由优先于功利?--从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来看

罗尔斯对功利主义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批评 ,然而 ,面对这些批评 ,功利主义并非没有回避的余地。罗尔斯由此提出的正义优先于善、自由优先于功利等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实际上 ,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都有一定的适用限度 ,优先性问题的提出本身是成问题的。     

论基于利益分析的“环境优先”原则

从可计量、可对比角度而言,“环境优先”常被人们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均应“分别兼具”人身与财产两方面的价值属性,即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环境利益,人身性经济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之间也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基于此,利益视角下的“环境优先”实质上是应指人身性环境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     

缺失、发现与回归——《紫颜色》中黑人女性的身体认知与文化认同

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中的黑人女性在权力规训与暴力的压迫下,身体处于缺失的状态。身体的不在场使得她们无法认识世界而不得不接受白人强加的知识。然而,面对镜子和开放的大自然以及在唱歌、跳舞中,黑人女性重新发现了缺失的身体,并通过对身体的认知产生了自我意识。黑人女性身心合一的认知方式颠覆了白人身心二元论的桎梏,建立了与非洲黑人的联系,获得了自我认同、集体力量与民族精神。     

中共八大邓小平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理论探索和启示简

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总结了建国七年以来执政党建设的经验,并根据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如何保持党的思想纯洁、作风纯洁、组织纯洁、队伍纯洁等若干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这对于当前进一步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主要包括：保持党的纯洁性,思想教育是基础,加强监督是关键,制度建设是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呼唤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是促进和保障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原则。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基于译者主体效应决策模式的认知翻译过程研究

翻译界探讨翻译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比较多,而很少从译者牵头来统一整合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因素的角度,将译者视为决策者身份,采取认知的方式来探讨翻译过程。本文鉴于解构主义对译者身份遭到长期束缚而爆发的极端张扬个性的不足,同时审视此期间反思中又存在的毫无重点突出的情况,从而提出译者主体效应决策模式,从把握整体兼顾个体的辩证观视角,突出译者的决策地位对翻译过程进行认知化研究的观点,尝试用“模式化”的方式来客观描述翻译过程。     

试论《孟子》中舜与瞽叟的父子关系——以“亲亲”、“尊尊”为视角

在孟子视域中,被尊为圣贤的舜与其父亲瞽叟的父子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即用以回答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何者为先的时代伦理问题。咸丘蒙之间和舜＂窃负而逃＂则集中表明了孟子的父恩重于君义。这种父子君臣观上承子思的理论脉络,中间经历长期的历史湮没,后为黄宗羲重新发掘并成为其对君权反思和批判的思想来源,因而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道德意义。     

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为中心

我国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部门分权为特色、以达标排放为核心的环境规制权配置,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典科学还原论和决定论图景之上,难以契合环境健康问题所具有的风险与不确定特色,导致环境健康规制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对此做出了回应,初步体现了健康优先、风险转向与整合取向的特点,标志着我国由基于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向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过渡。但由于该条仅是环境健康规制的纲领性条款,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具体化;在未进行专门立法之前,应通过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体系解释推动该项工作。     

对我国外资并购的反垄断法思考——以美国可口可乐收购我国汇源为例

外资并购一方面给我国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我国部分民族品牌消失而对民族经济发展形成冲击。外资并购对我国市场影响具有双重性,我国反垄断法立法不健全和实践经验缺乏导致了目前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在面对外资时,需要我们以我国现行法律为依据,从法学的专业视角来审视外资并购,不能仅仅靠自己的主观臆断或盲从舆论就认为外资的进入一定会危害我国的经济安全。     

我国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历史考察与特点分析

自1905年《试办户部银行章程》颁行和大清户部银行建立，中央银行及其法律制度落户中华大地已逾百年，逐步成为我国核心性金融法律制度。对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变迁进行历史考察，梳理中央银行的设立与法律制度生成均为政治选择结果、中央银行设立以财政功能为主、中央银行从“政府的银行”逐步向“银行的银行”演进等法律特点，这对深入理解我国中央银行及其法律制度具有现实的意义。     

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家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日本众议院议员田川诚一为例

作为日本阁僚级的保守政治家,田川诚一在中日复交前积极主张对华友好,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展开尤其是备忘录贸易体制的维系身体力行,对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田川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所有行为的主要精神基础则建立于中国之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增进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认识之上,也正是这个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对华观,从根本上规定了田川对华认识及其实践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