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屈原决不是“传说人物”——驳屈原不见于先秦典籍说

屈原否定论者从多方面否定屈原,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屈原不见于先秦典籍。过去,胡适在屈原的名字上加上“传说的”三个字(《读楚辞》),如今,三泽玲尔说:“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关于屈原的历史传说,恐怕是……作为一种传说的神话而创作的。”(《屈原问题考辩》)这种屈原是“传说     

谁是“刘安作《离骚》”论的始作俑者?——评许笃仁的《楚辞识疑》

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楚辞研究》,收入了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与丁迪豪的《离骚的时代及其他》等文章,集中宣扬了所谓的“刘安作《离骚》”论。1948年,何天行之书又由中华书局再版,改名为《楚辞作于汉代考》。此书流行于海外,近些年来被有的外国汉学家,称为“最周密、最系统”的“屈原否定论”,是何“提出‘屈原=淮南王刘安’的见解”。我想,这果真是何天行提出来的吗?经过一些时间,在查其它资料的同时,终于查到一九三五年的《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四期,上面刊登有一篇署名为许笃仁写的文章——《楚辞识疑》。此文的第一部     

一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作——读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

八十年代,日本几位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的有关文章陆续被介绍给我国读者,而我国知识界的某些人正在蕴酿着椎出一股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逆流,于是,在我国的学术园地里,在“文化热”的背景下,我国楚辞学界的学者抓住屈原问题.同日本几位学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是日本学术界在五六十年代讨论屈原问题的继续,也是我国“五四”以来讨论屈原问题的发展。从学术研究的现状看,认真地开展这次讨论,还     

《渔父》发微

一、关于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宋代以前,人们对《渔父》的著作权从未提出过怀疑。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然明代张京元(《删注楚辞》)以后的注家却有人开始对其著作权问题提出怀疑。他们认为《渔父》非屈原所作,或为宋玉、景差等楚人所为,或为汉人伪作(如清代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及胡适《读楚辞》和陆侃如等)。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注释》亦认为“本篇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     

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受约翰·密尔《论自由》的影响相当大,《论自由》是胡适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五四时期的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借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来冲击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中晚年的胡适则极力强调容忍与自由的关系,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不可否认,胡适不同时期的思想中都存在《论自由》的影子,都受到《论自由》的很大影响。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

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胡适的历史作用基本上被否定了,并作为反面教员出现,这是不公正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才“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     

试论五四时期胡适在哲学思想界的影响

试论五四时期胡适在哲学思想界的影响胡明１９１９年２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陈出新开创风气的一个大动作，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部书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干，以北京大学开课的讲义增...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疑古与史料审查

先秦文学习惯上分为神话、诗歌、史传文学和诸子散文四大部分。这四大部分的研究都有一个史料审查的问题。根据不同的史料审查的尺度 ,写出来的先秦文学史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我们所艳称的《诗经》《楚辞》 ,照“屈原否定论” ,《楚辞》就得从先秦文学中排除 ,因为“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屈原无其人 ,还谈什么屈原的作品 ?同一个《商颂》 ,是商人的作品与是春秋宋人的作品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 ,简直有天壤之别。因此 ,要写出一部好的先秦文学史 ,要准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 ,就必须做好史料审查工作。不然 ,优者难以见其优 ,劣者难以见…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五四”时期胡适的伦理思想述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在反对旧思想、批判旧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撰写了《贞操问题》、《易卜生主义》、《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等若干论著,阐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和青年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整理和发扬近代伦理思想传统,全面地总结近代伦理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认真研究“五四”时期胡适的伦理思想是不无意义的。     

回观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意见分歧

“五四”期间,胡适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影响深巨,赞赏仿效者有之,批评商榷者亦有之。其中,梁启超的批评最具典型意义。本文从说理与抒情、音节与用韵、文言与白话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意见分歧,并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高度作出了评价。     

再谈刘勰对浪漫主义的态度问题

<正> 关于《文心雕龙》一书写作的基本原则,在《序志》篇里刘勰有概括的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辨骚》篇与代表了他基本哲学观点和文学观点的《原道》、《征圣》、《宗经》等篇章同列入“文之枢纽”,而不是把它放入后而的文体论中,足见他对这一篇的重视。刘勰为什么对这一篇特别重视呢?因为在《辨骚》篇中,他通过对屈原及其作品以及整个《楚辞》的评价,表露了他的一个文学的基本观点——就是对《楚辞》的浪漫主义的否定态度。     

《楚辞》黄昏意象发微

楚辞汇聚了浩大多元的“黄昏形象”。楚辞“黄昏意象”的“原型”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文明特征是屈原创作关系不大的“真实”背景；“娶妇以昏时”的婚姻习俗仅是屈原借以抒情表白的“外在”形式；宫廷官府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与过多的夜间祭祀活动，才是屈原政治生活的直接背景；而作为贵族诗人的屈原，那敏感多愁、长夜难民的心理特征，才是《楚辞》“黄昏意象”的灵感触发与主体倾向；至于楚民族和屈原对太阳的崇拜，对太阳神话系统的熟悉、坚信，则真正成为《楚辞》“黄昏意象”的“原型”。     

《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风格及其影响

《楚辞》的浪漫主义,以《离骚》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奇美的想象”;以《招魂》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险怪的想象”。“奇美的想象”和“险怪的想象”是《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风格加以考察,找出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演化轨迹,以便更好地评价楚辞的贡献和影响。一在《楚辞》中,奇美的想象首先创造了屈原美的人格。屈原希望在楚国实现他的“美政”理想,最终使楚国统一中国。为此,他在服饰、行为、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奇美”二字,以培养自己实现“美政”所必须具备的“内美”、“修能”。比如:     

历史提供了今天，今天塑造着未来──读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

历史提供了今天，今天塑造着未来──读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黄云生一部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作为浙江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赫然面世，我的欣喜和激动无以言表。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普遍认为是从““五四””时期开...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沈永宝胡适曾反复强调，他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事”全从中国方面着想，是“就当时文艺状况而言的”。读《胡适留学日记》和《文学改良刍议》，查核《南社丛刻》，不难发现胡适的自白乃由衷之言，而所谓“当时文艺状况”主要指南社的...     

关于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兼答廖化津先生

爱国诗人屈原在顷襄王时期,曾被放逐江南。但他在江南的放逐生涯,主要是在哪里度过的?近世的楚辞研究者却有种种不同的猜测。多数人根据汉人的记述,以为屈原的放逐地域,当在江南“沅湘之间”。清人蒋骥却因为《哀郢》提到了“夏浦”、“陵阳”,《涉江》又有“乘鄂渚”之语,而提出了屈原“迁于”安徽池州陵阳一带的新说。这一说法为近人游国恩等先生所承袭,成为屈原生平研究中影响颇广的见解。 我以为汉人去古未远,他们所了解的屈原放逐地域,较之于蒋骥的推测,应该更可信些。所以在数年前写了《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一文,对屈原放于“沅湘之间”的意见作了进一步论说,并对蒋骥的见解进行了批评。前不久读到廖化津先生的《屈原东行考》,文中对我的看法多有辩驳。廖化津先生的辩驳,正促进了我对屈原放逐地域的探索,这里愿借着回答他驳难的方式,将我的意见再加申说。     

《楚辞》研究二题

《楚辞》为刘向所集无可疑;其不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问题在其体例本身。《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２５篇”,即《楚辞章句》中《渔父》以上２５篇题“屈原之所作”者;据今存文献,没有汉人对这批作品之归屈原持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