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特征论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国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现代性悖论凸显,具有社会价值基础和整合功能的公共理性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道德理性、西方现代公共理性的特征。     

略论中国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

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中间地带,需以公共权力与社会行动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在传统文化遗存、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协商的政治形态与历史背景下,社会行动者作为一种具有复杂、被动变量的社会构成,其成熟对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元社会形态下,利益多样化所形成的社会行动者主要包括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及弱势群体等,他们在公共领域参与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人性私欲性在无法实现利益"帕累托最优"状况下导致公共领域"公共性"畸变与"搭便车"参与;社会民众政治人格在转型期形成的迷茫与偏差造成公共领域参与的失范、失效与政治冷漠;传统家国二元思维、"臣民文化"、权威人格等思维模式使社会行动者陷入公共意识缺乏、主动性丧失以及权威崇拜与追逐之危险中。基于此,社会行动者的成熟需形成以公民道德建设、现代政治人格塑造、公民文化培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构建体系,以文化和制度的内外双重作用为中国公共领域构建提供独立自主、理性积极的参与主体,即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力将是最终决定中国公共领域构建实效的关键所在。     

哲学究竟该如何定位？——从哲学的基本问题说起

应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早已成为了哲学界关于哲学的“权威”定位。这种定位跟哲学界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权威”表述密切相关。本文在批判和反思哲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是最高意义上的人学。     

一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在现代社会何以可能

与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圣人的理想人格不同,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观念在理论上完成了近代人格观的转型。冯契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想人格出发,经过近代的哲学革命,在理论上阐述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可能性与实现途径。这里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由"宗法社会"而"公民社会"、由"现实社会"而"网络社会"两个方面,论述平民化自由人格在现代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立法思想、刑事立法原则和司法制度亦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受人本主义精神之影响,贬低神学权威,重视人的生命及价值尊严,强调人的重要性,折射出中国传统法律缓和社会压力、追求和谐及"以人为本"的理性之光。     

法先王与中国传统治道范式的构建

法先王是中国传统社会权威治道范式。它向往三代的王道理想,崇尚血缘伦理的王权秩序,尊经崇古而又面向现实。法先王以对逝去的历史的理想化诉求为核心构建治道范式,以确立哲学境界层面上的社会理想来表征自己的范式效应,以超越性的意义整合显现其独特价值,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欲之无穷与良知——再论基督宗教哲学与中国宗教哲学人性论的相通

良知与"欲之无穷"的并存,以及良知对欲之满足方式的调节作用,构成了人生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现象,对此儒、释、道和基督教哲学都有大量的相关论述。中国和西方传统宗教的人性论在这个问题上虽有差异,但却基本上相容相通,并且可以支持一种"全球宗教哲学"的结论。     

中国传统社会、权力与权力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一个源自于和中国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欧洲社会的社会哲学概念。当运用这一概念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与建筑空间时,发生从词义到空间实体的全面转换。通过对概念由社会哲学向建筑学、由欧洲社会向中国传统社会转换的简单梳理,给出中国传统社会权力公共空间的概念,并根据权力层层控制而运作的方式得出承载不同级别的权力空间类型及其一般特征。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法哲学

尽管儒家法哲学在今天已经衰弱了,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儒家法哲学在当代中国并没有消亡,它构建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儒家法哲学中的内容并不都与法治思想相冲突,因为传统、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的原因,西方的法治思想不可能解决中国司法中面临的所有问题,而儒家法哲学中的道德法则、亲情伦理、"诚"、"信"、"息讼"等内容完全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文化资源,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法律资源,为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寻求一条更适合于中国人的法律之路,这也正是复兴儒家法哲学的意义所在.     

《宠儿》中塞丝爱情历程的分析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以理念论作为哲学基础,公共教育体制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安排是"哲学王"统治的前提条件,保持社会秩序流动与稳定的协调统一是"哲学王"统治的基本原则."哲学王"思想不能用极权主义这一现代概念来加以剪裁,而要放到古希腊社会政治的整个体系中研究才有意义.深入辨析"哲学王"思想的理论内涵对于指导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影响深远.     

“双界性”法人:我国高校法人滥权的制度特征及治理

我国高校法人滥权具有"双界性"法人滥权的制度特征,这与我国高校以"事业单位法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缺陷有关。法律对"双界性"法人滥权现象必须设置防范机制。虽然存在着公法和私法区分上的困难,但为了从长远确保我国主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应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及其体系,明确高校法人的公共本性,以公法为约束高等教育法律关系的主法,同时本着私法规则在一定范围内准用于公法人的法律精神,有条件地保留高校民事主体地位及行为能力,以发挥其以收补支、以盈补缺、以市场补公益的正面作用。     

高校经济性行为失范的后果、原因及法制回应——"双界性"法人滥权的分析视角

近年来,我国公立高校经济性行为失范现象呈上升趋势,影响到教育领域里的公平、公正、公益。公立高校经济性行为失范在我国具有法人滥权特点,这与我国以"事业单位法人"为基础的"双界性"法人制度设计缺陷有关。虽然存在着公法和私法区分上的困难,为了从长远确保我国主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质,必须不断完善教育法制,改进现有公立高校法人制度的设计,进一步明确高校法人的公共本性,以公法为约束高等教育法律关系的主法,同时本着私法规则在一定范围内准用于公法人的法律精神,有条件地保留高校民事主体地位及其经济行为能力,以发挥其以收补支、以盈补缺、以市场补公益的正面作用,更好地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与学术事业。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中的各种诘难及其理性实质

当代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域中的各种诘难,试图通过楔入各种解构力量,混淆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的差别,以成就它的另类形象并淡化其意识形态功能。这种与实践原则和生活场域严重疏离的错误做法,与其说是对它的理论尊严的积极捍卫,还不如说是对它的一种变相消解;与其说是为之劈开了新的自我生成之域,还不如说是将之拖入了自我埋葬的泥潭;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理性设计和向历史逻辑的高端注册,还不如说是醉心于想象的自我直观。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尚无从回归,焉能担当文化先锋的历史使命,唯有确立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时代立场,才能促使当代学人通过省思以往研究范式的诸多弊端而获得理性自觉,并在有效回击各种挑战与诘难中奋勇前行。     

试论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瞿秋白的哲学观深受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主张从本体论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或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理论;他阐述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辩证关系,阐明了哲学的阶级性特征,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独特性。     

我国应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我国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这是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也符合我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还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也是国外实践经验的借鉴。在具体设置民事公诉制度时,应当明确民事公诉案件的范围、条件、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提起的方式,理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几种关系。     

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及其学术贡献

近三十年来我国宗教哲学的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与我国宗教哲学界宽松、自由的学术争鸣密切相关,特别是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密切相关.作者在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作出历史追溯的基础上,强调和论述了这一争论对我国宗教哲学研究的巨大解放作用和重要的学术贡献.     

地方自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从政治意义上的自治到法律意义上的自治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特定的地方自治观,它构成了近代中国地方自治观念及其嬗变的前见和基础,在西方地方自治学说传入中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占居主导地位的地方自治观.西方自治学说的影响不在于全然颠覆中国传统自治观的政治内容,而是赋予它地方自治团体的法律上的人格化形式.因此,地方自治西方移植说只有针对法律意义上的团体自治才能成立.我国的自治学说直到民国中后期才完成从政治意义到法律意义的转变,并相应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学学说形式.地方自治团体的概念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学说嬗变的最大收获.     

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 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探寻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意义——重读《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在我国学界,马克思哲学存在于三种理论形式中。长期以来是以下列两种形式存在着:一个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板块"结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形式存在着;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也即是"三驾马车"之一的形式被讲授和研究。第三种则以哲学"权威体系"的形式存在着,这就是近年来四种版本的哲学教科书的出版,因为它们是以"工程"或"课题"的形式出现的,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被称之为"权威体系"。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出现理论创新,而我们的哲学还是在沿着"哲学原理"的框架建立体系。马克思哲学不是什么体系,它是研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它本身的初始形态就是开放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马克思哲学都需要探寻它的"原生态"。这个"原生态"既是科学方法,又是开放性的,因此,它为后来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     

提倡一点实证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界近年来的发展,存在两大不足之处:一是在引进外国学者的理论时缺乏批判性;二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调查研究中,尚有很多学者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两方面的不足都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建设。由于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与其它国家有很大的差别,致使中国的发展具有了很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很多社会理论,甚至一些基本的概念、理论模式和逻辑关系都不适用于中国社会。要发展出一套产生于中国社会,出自于中国学者之手的理论体系。目前,很有必要再提倡一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里所提倡的实证主义主要适用于社会科学的范围,例如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和人口学等学科,但不大适用于艺术、哲学、语言学、历史和文学等人文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