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外来人口教育及社会融合调查研究——以上海为例

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第二代外来人口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它不仅是外来人口本身最关心最迫切需解决的问题，更是城市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对第二代外来人口在家庭和谐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融合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我国公民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公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反映了外来人口社会适应与融合的情况,以往研究以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为切入点,忽视了在本地工作的外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本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实证研究表明,户籍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存在一定影响,但在控制了地域身份后,户籍对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影响消失,这说明户籍的影响正在消除,但以本地-外地为划分的地域身份正在接替户籍的作用,二元结构并没有破除。同时,中国人特殊的信任结构并没有在社会变迁和经济的冲击下改变,依然存在着对自己人的特殊信任和对外人的普遍信任两种情况,前者拉大了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后者则缩短了这一距离。结果还显示,心理感受对于公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表明心理意愿是公民交往的社会基础。     

地位获得的机遇与障碍:基于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分析

文章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进行初步的描述,并且对形成这种结构的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指出权力垄断、地缘集聚与市场竞争是形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结构下,市场给予了人们获得地位的机遇,然而权力垄断、地缘集聚则成为获得地位的障碍,个人素质则是克服障碍的重要条件。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和反映31个省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数据,建立分层线性模型从流动人口个体和省级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的大小。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的影响。个体层面从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与住房条件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差异的63?12％;省级层面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差异为36?83％。最后从政府、公民社会参与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措施和建议。     

西宁市流动人口的调查与城市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宁市流动人口迅速增加,这一方面加速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城市社会融合带来了诸多问题,妥善解决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是当前城市社会管理中一项迫切任务,为此必须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等方面入手,加速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进而构建和谐西宁。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分析

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是增进农村老年人福祉的必然要求.通过对辽宁省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状况的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的内在结构与逻辑机理.结果表明: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需求意愿、家庭特征、制度特征和供给能力,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因此,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需要尊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意愿,加大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支持力度,注重体现居家养老服务的公共性供给,优化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机制,提升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有效增进农村老年人福祉.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

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且增多趋势愈见明显。动机研究是人口迁移相对集中的关注问题。但是关于以迁入地为基点对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某地区为例,研究其外来人口中婚姻迁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户籍、经济、就业和城市适应五大因素,并引入logistic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婚姻迁移的贡献最大,除了就业因素外,其他因素的贡献相似。尤其指出的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提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由此说明,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程度将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发达地区育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与社会融合调查

目的 了解发达地区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和社会融合现状。为政府决策和服务提供真实信息。方法 对2201名广州和温州市的15-49岁流动人口进行以面访式为主的结构式问卷调查。结果 在调查时点有6～14周岁学龄儿童流动人口中,其孩子在“本市”上学的仅有271人（30．5％）;流动人口的主要业余生活是看电视（84.1％）、找朋友聊天（43.0％）和逛街（39．9％）;近八成被调查流动人口自己关心流入城市所发生的事情,有1048（47.7％）人“想成为本市居民”,有210（9．6％）对象认为“我已住本市。应算是本市居民”。结论 与建议发达城市流动人口的特征有：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多于省内流动人口。夫妇共同流入的比例高。流入时间长。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期待融入流入城市．政府社会需要更好地解决流动人口入学问题．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多的融入社会的机会。     

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基于武汉和深圳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武汉和深圳两个城市727位流动老人的调查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老人主要的社会支持主体是政府、社区和家庭;社会融合包括社会适应、心理融合和行为融合三个因子.实证结果表明,除家庭的经济支持外,社会支持的其他维度对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总体社会融合影响最大的是家庭情感支持,其次是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支持和医疗服务支持,再次是政府提供的老年福利和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基于此,本文从政府、社区和家庭三个层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政府应增加流动老人的福利,并推动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方便流动老人就医和报销;社区支持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医养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家庭成员须加大情感支持力度,关心流动老人的情感需求,并支持其继续学习,帮助流动老人融入社会.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珠三角非户籍人口的职业与社会融合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专项问卷调查的数据,通过多种统计方法来分析职业变量在非户籍人口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职业与个体社会融合程度密切相关,处于职业高层人员的整体社会融合程度较高;相对于蓝领职业群体而言,白领职业群体的融合程度较高,且个体之间融合程度的差异较大;性别和年龄与职业的交互效应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是显著的;人口变量对蓝领群体的社会融合不存在显著影响,然而年龄和代际变量对白领群体的社会融合存在显著影响。作为夹层群体的非户籍白领人员,他们的社会融合更应该得到关注,且应该成为促进融合的优先考虑群体。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以及流动因素对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居住环境和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初婚观念与行为转变的过程、途径和机理。     

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省际人口迁移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和第四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主要根据罗杰斯年龄—迁移率模型,考察和分析了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省际人口迁移基本状况。研究发现,由于中国人口迁移受户籍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的强烈制约,省际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主要表现为年轻劳动者外出打工,年龄分布更高度集中于20～30岁组。另外,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对省际迁入人口的吸引力各有特点,珠三角地区几乎完全表现为经济吸引力,而长三角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吸引力。这与两地区的历史传统、经济结构、产业模式及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网络与阶层的双重区隔——内地优才在港融入网络的差异

1990年代以来经济的纵深转型导致香港发展所需人才严重不足,政府逐步推出人才引进计划,内地优才为了实现其香港梦,源源不断赴港工作。本研究发现,内地优才在融入香港生活过程中出现了双重区隔的状况:首先,内地优才有选择性地融入不同的网络,情感化的大陆圈子与工具化的本地网络二者区隔开来,这是文化惯习使然,亦是内地优才维持个人优势的潜在条件;其次,内地优才处于职业阶层的中上层,在客观位置上与主观阶层品味上都区分于其他内地新移民及香港本地底层;这二者交叉互动,使内地优才成为孤立的群体,难以建立对香港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文末,笔者认为进一步加快两地社会经济的融合是解决双重区隔问题的根本前提。     

珠三角外来工的社会保险:非正规就业的视角

文章从非正规就业的角度出发,从政府、企业、个体3个层面分析了珠三角外来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对促进外来工参保具有积极作用,招商引资对外来工参保有消极作用;个体层面的变量对于保护型险种(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影响比较大,对于生产型险种(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影响较小;企业层面的变量对外来工参保影响最大,签订劳动合同是农民工参保重要的影响因素。对外来工进行政策干预的重点在于签订合同、政策向劳方倾斜和进行技能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障碍构成原因探析——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视阈

结合实地调研与访谈结果,本文发现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福利等方面的排斥。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理论,从两个维度分析了形成这些排斥的原因：一是受人力资本素质、文化与社会认同等自身禀赋约束的功能性排斥,二是受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影响的结构性排斥。功能性社会排斥与结构性社会排斥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程受阻,只有拆除这种藩篱才能够促进其尽快实现城市融合。     

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性别差异初探——来自吴江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还处于空白。本文利用《2010年吴江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中236份婚姻移民的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主观感知、经济层面、社会关系、文化适应等方面探索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和性别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婚姻移民的主观适应感较好,其总体经济适应程度要低于本地居民,在社会关系、文化等方面也仍有少数人未能融入当地生活;社会性别因素对社会适应的主观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不同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的调查数据

社会融入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关注了吉林省流入人口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社会融入感是流入者基于自身的融入意愿,根据融入过程中的客观体验,而获得的对自身融入状况的全面感受。它包括主观融入意愿、客观融入体验和深化融入决策等三个层次。从宏观制度设置与个体行动参与两个方面探索社会融入感的影响因素,一方面,能否拥有居住证或暂住证、是否享有职工医疗保险、子女本地就学及赞助费缴纳情况、工作的时间与强度安排等制度因素影响着流入者的融入感知;另一方面,个体的社会参与行动、人际交往行动和回归性行动也会影响社会融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