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围城》翻译中的文化诠释

诠释是文学作品翻译中常用的方法。《围城》小说翻译中 ,使用了较多的文化诠释 ,在完整把握原语语言形式的同时 ,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 ,确保原作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文化诠释是本小说“异化”翻译成为可能 ,也起到了填补译文读者认知文化图式缺省、调整译文读者认知文化图式的作用     

论跨文化翻译的关联理论诠释

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可以为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语用学分析方法。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寻求关联的跨文化“明示一推理”过程。译者站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进行跨文化交际。译者在原语认知环境中寻求关联并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做出动态适应。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对交际做了新的诠释,合理地解释了跨文化翻译的过程。     

诠释之度与翻译之界——“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与诠释均以意义问题为核心,是融合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有机整体.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翻译与诠释领域出现了“过度翻译”与“过度诠释”的现象.艾柯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论述以文本意义为中心,分析诠释过程中“作者意图”、“作品意图”和“读者意图”三者之间的矛盾与联系.这一思想给予翻译研究重要启示.全面系统的翻译研究应以“作品意图”来限制译者诠释的限度,综合考量翻译内外各项主客观因素,避免“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产生的消极影响.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严译误读“艺术”的解构主义诠释

翻译需要应对的不仅是语言的差异,更是文化的差异,加之译者的主体性意识等因素,造成了翻译中误读和误译的必然性.以严复的误读为例,借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诠释严译中误读的必然性及其合理性,同时解释严译创造性误读的正面积极意义--原作意义的实现与丰富、译者与读者主体价值的体现与制约.     

严译误读“艺术”的解构主义诠释

翻译需要应对的不仅是语言的差异,更是文化的差异,加之译者的主体性意识等因素,造成了翻译中误读和误译的必然性。以严复的误读为例,借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诠释严译中误读的必然性及其合理性,同时解释严译创造性误读的正面积极意义——原作意义的实现与丰富、译者与读者主体价值的体现与制约。     

诠释循环视域中翻译研究范式的嬗变

诠释循环是诠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影响翻译研究范式嬗变的重要因素。圣经诠释学的"语词-文本"循环专注于文本内部分析,导致了文本中心论的狭隘。方法论诠释学的"文本-历史语境"循环试图通过主观重建客观历史情境,却造成了作者中心论下译者的隐身。哲学诠释学的"传统-历史主体"循环强调诠释者的主体张力,却将翻译研究引向译者中心论的误区。在克服恶性循环的反思中,赫施确立了诠释循环的起点,建立起辩证整体论思想。辩证整体论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新范式,对于促进诠释的良性循环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     

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

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用西方宗教和哲学概念翻译及诠释中国思想;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借助翻译和诠释塑造中国文化形象.《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要反对其抛弃原文精神实质的滥用.     

试析沙博理的文化翻译观——以《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为例

沙博理以其50余年的翻译生涯和约千万字的汉英翻译成就在中国当代翻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于耄耋之年翻译了记录十年"文革"历史并承载着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长篇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本文拟分析该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和方法,借以探讨沙博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翻译观,指出该译本体现了沙博理翻译理念和文化感知的成熟。     

《锦瑟》英译中的诠释多元走向

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方诠释学的主题。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读者中心论"诠释学和"文本中心论"诠释学。《锦瑟》是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代表作,为历代爱诗者所珍爱,因其丰富的想象和频繁的用典构成了各种朦胧的意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同时也给译者留下了极大的创造空间。《锦瑟》一诗的多种诠释和英译论证了诠释学三大重心走向对古诗英译的借鉴意义,诠释多元是产生不同译本的必然因素。     

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诠释翻译的有效性

翻译实质上就是语言和文化的移植,离开语言和文化,翻译便无从谈起。对于翻译的有效性问题之探讨,也只能建立在语言与文化的基础上。鉴于此,笔者从语言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对翻译的有效性进行诠释。     

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诠释翻译的有效性

翻译实质上就是语言和文化的移植，离开语言和文化，翻译便无从谈起。对于翻译的有效性问题之探讨，也只能建立在语言与文化的基础上。鉴于此，笔者从语言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对翻译的有效性进行诠释。     

从文化层面探析湛约翰对《道德经》的诠释

从文化层面来探析湛约翰对"道""德""阴/阳"之文化内涵的诠释,对其如何诠释及诠释的缘由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作为一名传教士的湛约翰翻译《道德经》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文化,即:言说"自我",但最终的结果是促进传教的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即:言说了"他者"。     

过度诠释理论对于中国古典审美接受的观照

通过中国古典审美接受过程中对于"过度诠释"的理论与方法支持的回顾,以及审美接受实践过程中对于"过度诠释"的不可避免,可以得出"过度诠释"在整个中国古典审美接受过程中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当"过度诠释"超出了社会与时代所能承受的范围时,这种"过度诠释"本身就会给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带来压迫与损害,让我们对于审美接受存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在审美接受过程中,可以容忍"过度诠释"的存在,但还是应该有意识的控制审美接受过程中诠释的过度,以确保我们文化的生命力。     

从《论语》两个英译本比较看翻译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安乐哲译本的存在,证明了文化翻译不仅是一种构想,还是一种事实,因此有可能从安乐哲译本中寻求到文化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

文化名著的翻译与传播受译者的经历和为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制约。文章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关键词、文化事实的翻译特点,指出文化典籍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有效的翻译策略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周易》“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

作为历经千百年的经典语句,《周易》"自强不息"一语随着时代演进不断被赋予新的思想内涵。"自强不息"本意是以天道明人事,强调"天人合一",诸子各家则藉此凸显其在个人品格建设方面的意义。汉唐时期,受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等不同学派的影响,对"自强不息"的阐释趋于多元。至宋明理学,则立足于以"理"解说,并深刻影响了后世对"自强不息"的诠释。以"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为线索探究历代经传注疏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发展进程,有助于深化和拓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进一步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