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凤翔节度使府文职僚佐考

《唐凤翔节度使府文职僚佐考》是拙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的第一章。《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是为有关唐代幕府与文学专门论题研究所傲的基础工作。方镇使府文职僚佐范围,参照两《唐书》和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文,其文职僚佐中副使、行军司马在战时或边地多武人充职,此考不作细分。方镇替代依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吴表有误者随文正之,疑吴表有误,暂无材料可资补证者,仍从吴表。每一方镇名前用“·”出示,名后时间为该方镇任期,也大致是幕僚在其府的活动时间。现发表“凤翔”一章,请方家指正。凤翔陇右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兼凤翔尹,领凤翔府、陇州。     

论墓志所见北魏幕府僚佐起家问题

初仕含义的起家官是士人出身等第信息的浓缩,也是六朝士族制社会维护门第流品秩序的关键,故受门阀化洗礼的北魏墓志对此高调标榜。墓志资料显示,伴随着北魏诸公及将军幕府机构的膨胀,原本鲜有高门问津的僚佐逐渐步入清流行列,成为显赫的士族起家官。幕僚释褐对候选者的家世背景有严格要求,三代世资达到旧令五品以上方能入围,以此确保士族的垄断权益。其内部分层清晰明确,功臣后裔、五等封君和精英人士高居新令六品以上,世资一、二品的宗室位列正七品,同等条件的庶姓及世资三至五品者退居从七品,这里折射出崭新的阀阅等级体系和统治集团的构造特征。从幕僚出身者的仕途前景来看,首次调转往往破格超迁,平生所任最高官普遍跨越象征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官僚线,极具强劲的助推潜质,因而备受士族推崇。评判官职清浊的传统标准就此彻底被颠覆,也引发我们对北魏士族风尚潮流及文化价值取向的重新认识。     

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

东晋末年,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出身寒微的刘裕和仕途坎坷的吴姓士族结成了同盟关系。吴姓士族对刘裕忠心耿耿,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参与了刘宋建国前几乎所有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为刘宋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刘裕的器重和信任。刘宋建国后,虽然吴姓士族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刘宋皇室为取得侨姓高门的认同,大力笼络侨姓高门,吴姓士族的地位依然低下。     

宋代黟县汪勃家族科举仕宦考论

徽州黟县汪勃家族,适应了有宋一代崇文抑武的时代特点,逐渐走上科举仕宦之途,并出现累世科第为官的盛况。其成功既源于徽州县学和书院的兴盛,也得益于殷实的经济基础以及良好的家族教育环境。其家族在仕途上也颇有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论毛先舒的诗歌创作

毛先舒是明清之际杭州诗人群体中成就较高、影响甚众,且颇具特色者,在明末清初诗坛占有重要地位。清初宗唐、宗宋之风此起彼伏,毛先舒受云间及西陵宗唐复古风气影响,且身经丧乱,仕途偃蹇,其诗多有效仿汉魏杜诗、沉郁悲凉的一面;同时又有追摹齐梁及晚唐者,绮思华藻、艳而不冶、丽而不俗。毛先舒诸体兼擅,以绝句成就最高、清新流利、情韵兼胜,赢得了清初诗学家的高度认可。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声”

浙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唐代有不少西域胡僧、胡商曾进入浙东传法、兴贩;浙东官员中也有不少西域胡族,有的还著籍于此成为地方士族;还有不少胡族文人因为浙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慕名而来漫游、隐居。浙东本土胡族文学家族和流寓胡族文人的文学创作给浙东文坛增添了特别的“胡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风、胡音创造了唐代胡汉文学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典范。     

元白通江唱和的交互

安史之乱使中唐出现了大迁徙,对南方的探索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元稹、白居易二人在仕途上的波折使他们的空间位移十分频繁且涉及地域广泛,为二人创作上的地理色彩浓厚特征提供了现实的条件。然而受制于中唐车马道路等现实条件,元白二人终不可能对中唐帝国疆域有整体上富有感情积淀的认知,这就产生了近似于后现代的处所焦虑。元白二人通过唱和的方式,填补了地域上的认知空白,确认了自己感情的所在,形成“通江唱和”诗作中奇特的地理交互现象。     

裘甫籍贯考辨

关于唐末浙东农民起义领袖裘甫(仇甫)之籍贯,五代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懿宗纪》未载,唐代裴庭裕撰《东观奏记》(卷下)作“越人仇甫”,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懿宗纪》则作“浙东人仇甫”,因此,后人便以为裘甫之籍贯乃“越”或“浙东”,如《浙江人物简志》(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称之为“浙东人”等,然笔者以为“越”、“浙东”仅是裘甫于起义前后之活动区域, 而非籍贯。因为“越人”即“越州人”,唐越州共领会稽(州治)、山阴(州治)、诸暨、余姚、剡县、上虞,萧山七县,裘甫不可能籍属越州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浅析安史之乱对中唐士人观念的影响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本文通过对这场战乱之后中唐士人仕途观念的考察,欲从士人思想意识和主体认知的层面对安史之乱的影响再做一些分析,以充实历史研究的内涵.     

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

对南宋科举及第者进行区域分析,可以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及第者数维持不变型和及第者数递增型三种类型,后者以浙东明州庆元府为代表.通过对南宋末期两名庆元府出身的科举官僚王应麟与黄震作个案考察,可以发现,在南宋后半期,庆元府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转化为学术的时期,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这是庆元府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     

南宋中后期诗词干谒现象探析

自唐代以来,干谒便成为中国传统交情世态中的常见行为。继唐代的盛行之后,诗词干谒在宋代逐渐衰落。及至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的干谒活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唐人相比,江湖游士的诗词干谒行为呈现出新的面貌：干谒目的从科举仕途转变为钱财谋生;干谒对象不再局限于权贵名流,而是覆盖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干谒者的心态逐渐由原来的骄傲自信变得谦卑压抑,世人对于干谒行为也给予了不少批评指责。受到科举制度的变化、政治高压与朋党之恶、诗歌地位的变化、礼遇士人的传统等因素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干谒之风兴起,彰显了底层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独特的权力制约与文化氛围。     

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研究

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科举制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唐代选官的重要方式之一; 唐代科举制的内容丰富、复杂,而且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科举的录取。     

少阳院与唐中后期太子权力之迁移

唐中后期,太子不居住在东宫,而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里的少阳院。大明宫前后建置了东西两处少阳院,由于两少阳院分剐与翰林院、左右神策军等权力机构相近,两处少阳院位置的差异,不仅可以折射出大明宫内政治格局的状况,而且影响到太子权力于宪穆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少阳院位置的迁移,使太子远离内朝,以至于内朝翰林受控于宦官,宦官掌握草诏等权力之后,废立随意而为,间接造成了太子权力的下降。     

初盛唐女性参政之文化影响

为研究初盛唐女性参与政治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初盛唐主要女性参政事件。研究认为长孙皇后以身份之尊影响朝政,对太宗朝谏诤风气的形成功莫大焉;武则天倡扬科举取士制度,影响了社会阶层之升降、变更和流通;上官婉儿身处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关键点,通过品评来称量天下,引领宫廷诗歌词气充盈、刚健开阔的审美追求。     

洋务运动科举复兴的悲剧命运

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者寻求自强的一种努力,科举考试在这时也得以复兴,并迫于时局而进行了变革的尝试。但由于这时期的科举被赋予了化解社会危机的政治重任,晚清统治者企图以功能之需去强化科举,不仅没有因时救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清朝科举固有的弊端,直接导致了清末科举被废除的命运。     

唐代科场弊病略论——以中晚唐数次科场案为例

唐代科举制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公平合理的,但也存在某些弊病,尤以中晚唐为突出.从这一时期的六次科场案,我们可以看到科场上存在着奔竞钻营、受贿请托、试官判卷取人不公、名人权势人物的干扰主司等种种弊病.而这些弊病的产生,与当时的公荐、通榜、等第、试卷不糊名等科举措施有很大关系.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论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权

唐代后期宦官掌握军权主要是通过宦官担任军职、专典禁军和宦官监军制度而实现的.唐代后期枢密使的设置则为宦官控制政权提供了机会.唐代后期的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又进一步加剧了宦官专权.宦官的专权使唐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加深了唐后期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唐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