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点校本《明史·张居正传》随笔

在修订点校本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中,笔者阅读了<文忠公行实>等13种关于张居正的传记.这些传记对张居正或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或全面赞扬,或回避对张居正的政治活动进行记载.这种状况的形成,各有其时代背景.了解这些情形对正确看待和使用这些传记,甚有必要.前人对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曾作过一些有益的校订,而尚有不少因失实而应予继续校正之处,其他传记与之相异之处也有须加考辨者;对此,文中皆有具体论列.     

方志人物类目探研——以湖北省旧志为例

人物志历来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旧方志在人物类目划分上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对这些类目进行整理归类。湖北方志人物类目划分为十大类，统计出高频类目，并归纳出湖北方志人物类目特征。如类目划分融入儒家思想、类目表述不一、且过于集中于几大类等。     

《 论语》 的成书及其“ 史传” 因素

《论语》一书与"史传"文学的关系颇为密切.其成书过程兼具集体移时撰作、书面材料与口传材料相结合等特点,与早期"史传"作品的生成过程相似.《论语》在西汉时期曾被看作"传",这与书中所含的通论、杂说和故事性内容有关.其名称中的"语",是一种以记言为主,亦兼记事的著作体裁,与"史传"文体要素有不少相通之处.《论语》的"史传"文体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言事相兼的叙述体制、对人物"德行"的彰显等方面.《论语》的史传文学价值主要在于较为完整、全面和准确地记述了孔子的学思历程、思想性格和精神气象.     

清代节烈戏曲与方志

清代产生了大量的节烈戏曲,此类戏曲与清代大修方志的风气有密切的关系.首先,二者在教化观与夸耀地方乡里上有相通之处;其次,方志记载的大量节烈事迹成为戏曲创作的素材;再次,一些节烈戏曲的创作则是补充方志记载的不足.     

论寿鹏飞的修志思想

寿鹏飞是民国时期公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名家,主纂河北《易县志》等,著有《方志通义》和《方志本义管窥》,在中国方志史上首次公开打出了志书“为地方人民而作”的旗帜。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特色的方志理论——志义说,衍生出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义重于例、因义选材、因义生例、详简以志义为本等思想,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流浪与回归:复线叙事与隐含作者——《柳毅传》的叙事维度

唐传奇的叙事策略,多以人物传记命名,并通过离奇险怪的故事情节得以建构。以《柳毅传》为例,文本叙事因内外复线并置结构的运用,实现了传奇叙事的婉转曲折。人物的流浪历程,以人神两界的往返叙事为依托,某种程度上为回归性叙事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人物角色模式的转换,时间的更替也因流浪叙事的进一步延伸与建构而不断予以确立。人物的最终回归也通过隐含作者的多次干预,叙事可靠性的论证得以实现。此外,不同时空场域的流浪与回归,使得《柳毅传》叙事线索纷繁复杂,意义系统呈现出文本的绵延效果。     

试析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困境——以《管子传》为例

作为20世纪“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在其历史传记人物作品《管子传》中,多次出现与个人史学主张格不合之处。尤其是他在处理营造时势与改塑英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两难困境,颇为鲜明地折射出当时“新史学”理论在宣传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一部涉及面最广,所收录地方志数量也最多的大型方志目录.这部方志目录的出版,对各地古旧方志整理及新方志编纂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部方志目录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与问题.根据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在西藏地区清代方志中,这部方志目录从较早的《藏纪概》、《西藏志》到清末的《巴塘盐并乡土志》、《西藏新志》等9部方志的著录及注均存在可商榷之处,有的需要加注.同时,这部方志目录的著录也有遗漏,《西藏志考》、《三藏志略》、《西藏赋》应著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乍丫图说》、《门空图说》等也应著录.     

《邺侯家传》与《邺侯外传》考

李泌是唐代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传记有李繁的<邺侯家传>10卷和不知名作者的<邺侯外传>.二者并非一书,前者详录李泌一生事迹功业,书至明代亡佚;后者主要反映李泌身上传奇性的一面,因<太平广记>收录而保存至今.<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大量有关李泌事迹的记载,主要出于<邺侯家传>.     

唐仲冕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纂

乾嘉之际,在政府编纂《大清一统志》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兴起了编纂方志的高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同时,乾嘉时期也是考据学的兴盛时期,这部方志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风格的影响。而这也与主修唐仲冕的个人兴趣爱好有莫大的关系。从研究主修唐仲冕入手,深入探讨这部方志的编纂问题,以期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此时期的方志编纂情况作整体了解。     

关学传人孙景烈及其学术成就

孙景烈是关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之一,其一生不尚浮华,不务虚名,以书院为阵地,以讲学著书为手段,以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致力于陕西人才的培养和关学的发扬光大。讲学之余,孙景烈又整理出版家乡先贤康海的著作,纂修郃阳、鄠县、武功等县地方志书,在宣传陕西学人、宏扬家乡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也谈“雨木冰”——与闵宗殿先生商榷

闵宗殿先生发表于《中国农史》（2002）的文章《不该多此一点——关于“雨木冰”标点的商榷》一文认为,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宋书》五行志和《金史》五行志中,多次记载的“雨木冰”自然现象,校点者的句读“雨,木冰”是不合理的,不该多此一点,也就是不该在“雨木冰”中间加上逗号,认为“雨”是动词,并用翔实的事例证明,“雨”作动词用时,是与后面的名词联而不分的。但考之于典籍,“雨木冰”之间应该加上逗号,只有下雨才能形成“木冰”;同时闵先生把“木冰”看成是“雾凇”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气象现象。     

屠城了无痕——以宋末抗元事件为中心的史籍记载与历史真实例论

南宋王朝崖山覆亡之后一个月,元军在各地仍然遭到宋朝军民不同程度的抵抗,在江西南安也发生了激战。激烈抵抗的结局,各种方志的记载是遭到了残暴屠城,《宋史翼》也如是援引,而《元史》的记载却是“不戮一人”。截然相反的记载,孰是孰非?追溯史源,《元史》的记载取自姚燧的一篇神道碑。神道碑将确曾发生的屠杀变得了无痕迹。姚燧是元代拥有深厚道学渊源的文坛大家,神道碑的记载也被取信。颠倒事实,固非信史,除了受寓目资料的误导外,仁爱止戈当或为姚燧改写旧事之主观动机。无论如何,改写的事实进入主流史籍,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文献以及清代几部新修元史均蹈袭其说。此件个案,引发研究之际如何追寻历史真实的思考,对碑志载笔的警觉和对方志史料的关注也被再度提示。     

巴渝文存中的秦良玉

秦良玉是明朝末期著名的巾帼人物,生平事迹于正史可征.而关于描写秦良玉的诗、词、文,从清人至今人,见于巴渝方志之文存中尚多.考见这些文存,可见其与史统内容相异的文化特征,但这种相异正是巴渝文化把秦良玉作为巾帼英雄进行的认同与变异.故巴渝文存中的秦良玉是巴渝英雄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管庭芬花近楼藏书述略

管庭芬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其花近楼藏书有管氏所自藏的手稿本、从友人处所录得的抄本及从书摊上所购得的稿本。其能勤于校雠,藏有精勘本书。还能于浙江乡贤遗著勤加搜访。其收书于史学,颇能补史料之阙,存史传记载之异,为研究古代江南地区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文献基础。     

《鄞江送别图》再探

《鄞江送别图》所绘是康熙十八年（1679）甬上证人书院诸学友及子弟为万斯同、万言叔侄将北上修《明史》而饯别之事。饯别席上郑梁被嘱托绘《秋郊饯别图》以留念，最终未能完成。《秋郊饯别图》恐非《鄞江送别图》的旧称。“鄞江送别”的命名中蕴含了万斯同对自身北上修史的期许。他计划以一幅《鄞江送别图》为始，一幅《都门送归图》为终来总结自己这段修史生涯。鄞江的地理位置，恰是万斯同舍“西郊”“秋郊”等名称而取“鄞江”的原因。     

大晟府词人新考

徐申崇宁五年(1106)九月至大观元年(1107)任大晟府乐令,大观二年(1108)十月出知常州,任典乐则在大观二年十月前。晁端礼于政和三年(1113)六月下旬赴大晟府,以谪散官而任制撰文字职事,一月后叙复,命官为按协声律,未及上任即卒。万俟咏、田为、江汉于政和三年五月后任制撰文字,后各有升迁。江汉政和六年至政和七年间(1116----1117)离开大晟府任密州通判,万俟咏宣和元年(1119) 八月前离开大晟府任秦川茶马司干当公事。田为自政和四年(1114)正月后至宣和元年十一月均在大晟府任职,先后任燕乐所制撰、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典乐、乐令、典乐、大司乐。     

孔子“三案”辩证

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愚民”政策、“中庸”之道的贬义性几乎成为历史定案。通过考证,阐明孔子并没有把“女子”与“小人”等同之义,“愚民”政策也非孔子的本义,“中庸”不是指“不求上进”和“无社会责任感”,从而还孔子以真面目。     

中国方志:为帝王而写和写帝王志传统的探讨

为有效地进行统治,不少中国帝王养成了阅读与利用方志的习惯。这种习惯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方志史上两大传统的形成：其一,为帝王写志,庞大的方志写作群由此应运而生;其二,写帝王志现象的出现,并由此形成了写帝王方志的专门系列。中国帝王成了推动中国方志文体发展的最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