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罗曼史的"幽灵"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代际创伤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以文学书写方式见证家族前辈们的劫后余生,展现了大屠杀对幸存者以及后代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对幸存者后代而言,如何重建真实、连贯的家庭罗曼史都显得困难重重,他们在代际创伤的罅隙中重建历史的真实和见证纳粹大屠杀的后遗症,开创了家庭罗曼史书写的“幽灵兄长”叙事模式。     

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以普里莫·莱维的见证书写为例

见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以奥斯维辛书写为典型。它需要直面见证悖论与身份认同的质询,通过对书写困境的突围完成记忆主体的重建,让“缺席的证词”以一种介于言说与沉默之间的方式重新在场。这使得它成为对奥斯维辛历史裂伤进行抵抗与修补的范式。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兼具化学家、幸存者、作家多重身份,他的见证书写是研究见证文学何以实现思想抵抗与历史修通的重要资源。他对“被淹没者”形象的关切以及对历史修通可能性的洞见,一度成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犹太哲学家法肯海姆等人反思奥斯维辛的线索。他更以“不可能的幸存”揭示了创伤修通的不可完成性,启发人们保持对奥斯维辛的见证与反思。     

菲利普·罗斯大屠杀书写的语境与特征

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大屠杀书写揭示了大屠杀事件从边缘逐步进入到美国犹太人身份认知核心的过程。文章从罗斯大屠杀书写的美国语境、大屠杀书写的悖谬性和大屠杀书写的空间化三个方面,探讨罗斯大屠杀书写的外围语境和内在特征,旨在说明罗斯的大屠杀书写一方面拓展了当代美国犹太作家大屠杀书写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展现了当代犹太人身份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家庭暴力,其典型表现为夫妻关系中的男性对女性的施暴,直接受害者主要是妇女。男性施暴者或因贫困而“抗不住”,或因暴富而“耐不住”,但共同点都是道德心理素质低下;女性受害者则因文化素质低,受家庭传统观念、模式束缚更大,性别性格懦弱及较爱面子,大多不能自觉维权;家庭悲剧触目惊心。应加强对施暴者的约束,帮助受害者的自救,全面而有效地启动反家庭暴力的社会系统工程。     

困难的宽恕:大屠杀事件的宽恕问题探究

犹太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作为极端的灾难性与创伤性事件,反映了人性之恶,由此也带来是否能够宽恕如此极端之恶的问题。宽恕的困难在于大屠杀的行为极为残忍、灭绝人性,难以宽恕;同时,随着大屠杀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逐渐离世,个体意义上的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一对一的宽恕变得困难。当然,大屠杀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双方不仅仅是某个个体,也是群体的一员。大屠杀事件的罪责问题关系到集体犯罪还是个体犯罪。与之相对应,宽恕问题也应该区分集体恕罪与个体恕罪。此外,宽恕的困难之处还在于施害者拒不认罪,宽恕无从谈起。施害者获得宽恕的前提条件是真正认识到了罪行,还要进行公开悔罪的仪式,并以积极的行动去赎罪。     

阿来和张翎小说时空建构下的民族文化解读

民族的“根”和“魂”决定着民族的文化。穿梭于不同中华子文化的阿来和张翎以故土的地域空间为“根”,运用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投射个人精神价值和文化取向,呈现出民族文化的“魂”。置身于多民族交融、东西方文化交织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抛开身份认同的感性倾诉,对时空叙事的整体建构融入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独特生存体验,凸显一种跨文化的视角,理性地思考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他们以文化故土作为空间原型扩展叙事框架,借助深厚的历史文化凝聚灵魂,以无形的文化空间掌控历史中的地域书写,力求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并以此呼应故土情结、言说自我。他们在多种时空构建框架下耦合异质性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思考跨领域文学书写的多维融合。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书写,如从古至今的交错,历史与现实的体验,他人与自我身份的投射,彰显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的渴望。因此,对两位作家作品的重新思考与再认识可以为更多跨文化领域的文本解读提供创新性的研究示例。     

论《月光狂想曲》中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

当代犹太裔美国作家迈克尔·夏邦在《月光狂想曲》中以后记忆的手法再现大屠杀,不仅巧妙融合了史料、记忆与虚构想象,还融入了美国价值观和精神,呈现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特征。夏邦通过家庭后记忆书写,展现犹太苦难与救赎话语同美国英雄主义的紧密联系。在太空竞赛时期的政治背景下,一方面将大屠杀事件内化为美国的联盟后记忆,另一方面积极反思美国的道德责任。然而,在尝试通过温情的文学想象以“面向未来”时,夏邦却削弱了大屠杀的严肃性,迎合美国文化多元性的需求,掩盖了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也暴露了后记忆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夏邦的《月光狂想曲》超越了对大屠杀事件本身的探讨,更多关注于大屠杀历史与美国价值观的结合与共鸣,为当代“美国化”的大屠杀叙事提供了案例。     

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

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是与中国的现代转型紧密关联的.认同危机内在驱动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寻找和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学实践.儿童本体的书写折射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现代中国历史及民族“新生”的思考.在西方形象与古典形象的双重他者的制导下,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融合与冲突,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     

从文学身份视角论20世纪学者散文经典

20世纪经典散文的书写者几乎都具有多重和“他者”的文学身份。从身份的角度嵌入散文研究,是从90年代“学者散文”研究开始的。“秋雨散文”创造了散文阅读史上的“巅峰时刻”,与其“公共话题”的选定、融入文化历史与人物形象的文学语境以及精美典雅的激情话语密切相关;同具有学者身份,钱钟书和鲁迅的散文作为20世纪的散文经典,具有学者与小说家的双重身份特质,而“秋雨散文”在提升读者的文化品味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当代民族文学启蒙叙事的现代性迷思——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一个考察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经历了依附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武启蒙和新时期现代性意义上的批判性启蒙以后,全球一体化趋势加速,强烈的身份书写使民族文学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视野日益后撤.民族文学走向了一条反启蒙或者说启蒙的悖反之路.考察民族文学书写症侯并分析其根源,正确处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等的关系,建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价值观已成为民族文学书写取得突破的根本问题.     

革命、佛道思想与虚无——从《健儿语》、《自杀》透视程善之小说创作主体

革命与佛道思想构成程善之小说创作的主体特征,贯穿其民初的文学活动。其思想形成的诸种缘由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相关,导致走向虚无。将其重要作品置于民初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体现着民初知识界的丰富与复杂,以及现代文学/文化史链条之一环的意义。     

巫楚文化:沈从文与屈原

楚文化的特点是"巫"。屈原是历史上楚文化的代表和传承者,近现代湘西文化作为巫楚文化的孑遗,成为沈从文创作的源头活水。沈从文和屈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承传了楚文化,使楚文化成为不同时代人们表达文学理想的重要资源。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简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从《疲惫者》到《运秧驼背》——论巴人短篇小说改编的文本策略与价值取向

由中华民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转型,扭转了许多现代作家的生存境遇和艺术轨迹,改编自己的代表作成为一种＂集体行为＂,改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生存压力和价值取向？通过《疲惫者》与《运秧驼背》的文本对读,解析巴人努力适应共和国文学语境,不断消减＂个人伤感＂因素,增强＂集体话语＂成分,从＂五四＂文学话语向当代文学话语转型的文本策略和心理动因,揭示巴人自觉的政治迎合与无奈的精神救赎。     

从清末到民初:鲁迅生活轨迹与思想脉络探微

用"民国视野"的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的文学运动进行重新梳理,是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界出现的一种文学研究现象。在这个现象的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新的历史时期对学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它为我们重返历史,回到民国话语情境中去研究民国时代的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考察鲁迅在清末民初的生活轨迹,探寻其对于鲁迅思想形成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史料梳理的方法对这一时期鲁迅生活轨迹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鲁迅后期思想的重要影响,对于我们透过"民国视野"走进真实的鲁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沈从文的边地军人想象与民国筸军文化的关系

湘西地域文化对于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源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民风民俗,还来自于民国湘西政治、文化等方面共同构成的历史人文环境。他的军人题材作品的创作与民国湘西的筸军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民国筸军文化的三个主要特点即尚武传统、游侠传统以及游民色彩在沈从文对边地军人的想象中都有所反映。民国筸军文化使沈从文获得了第一个社会身份--军人,继而获得了审美观照人生的独特视角,最后促他形成了对社会人生独有的个人化思考。     

文本与历史的交融——《黑暗的心》对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的再现

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强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对话,认为文学可以传达历史真实,具有认知功能。康拉德《黑暗的心》以文学文本为媒介,对欧洲殖民主义暴力之下的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进行了话语建构,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交融,传达了历史的真实意蕴。这表现了康拉德将历史真实加工成文学作品的能力,证明了对于历史真实进行文学再现的可能性,彰显出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张力结构。     

经典的“传承”及其文化意味 ———论苏童对张爱玲小说的“当代接受”

作为经典化的传承过程,张爱玲小说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当代小说创作曾产生重要影响。以先锋作家苏童为例,在结合作家认同、家族与颓废、女性与人性以及具体创作手法等的前提下,苏童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当代接受＂始终包含着较为复杂的文化内涵。而选择两代作家比较的目的在于拓展某种文学艺术精神及其价值的历史表现。     

1927—1929年无产阶级文学与人民本位的理论建构

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革命文学话语向无产阶级文学蜕变,崭新的文学理论话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1927—1929年史料文献涉及诸多与之相关的阐释与传播,由此形成的原初框架含有以人民为核心的现代观念,勾勒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萌芽期的基本面貌。无产阶级文学概念的人民立场直指广阔的人民生活,关乎题材叙事形态,蕴含的人民意志,贯穿作家身份的思想形态论争,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与融合,从而多维度建构起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人民本位理念,引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历程。      

陈瘦竹早期著译研究

聚焦戏剧理论家陈瘦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应用文学史研究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对其1940年代以前的著译进行了揭示、考释和研究。在1930年代，青年陈瘦竹已有短篇、中篇小说、剧本、文学及戏剧评论、外国文学及戏剧介绍、翻译和评论等诸多著译形式的作品问世，成为民国文坛上工于多体裁的作家。抗战题材的短篇小说“三人行”与其他知名作家的作品一起，被译成英文，结集由英、美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更赢得了国际化影响。陈瘦竹早期著译的内容取向多种多样，其中以家国情怀主导下的变革救亡取向、启蒙意识主导下的文化批判取向、以世界文化为参照的学术研究取向最为显著。他是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乡土文学家，也是独树一帜的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他将个体作家在著译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富性拓展到了极致，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