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西部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意义及路径选择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西部地区美丽乡村建设对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各族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愿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西部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政治基础;区域政府应加强组织保障和科学规划,与社会各界勠力同心,落实引才、聚才和育才方略,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撑;充分调动各族群众积极性,提高群众美丽乡村建设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度;强化产业与生态融合,加深西部地区民族特色和美丽“底色”。为西部地区全面建设美丽乡村、为各族群众营造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与“回得去”“留得住”的精神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     

发展型基层政权: 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与角色属性 ——基于浙东Z镇乡村旅游产业案例的分析

受制于压力型发展指标的常规化,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发生了变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案例显示,乡镇政府一方面将公益性项目资源转化为重要的可支配财力,动员和整合乡村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信贷打造旅游产业平台,为下乡产业资本提供更多政策福利。这表明,发展型基层政权的角色属性立足于特定制度环境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获取发展性而非增长性政绩为宗旨。伴随着基层治理需求的格式化,乡镇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平衡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政绩生产与公益扩增、政府自利性扩充与权力合法性夯实等多组关系之间的张力,无形中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性困境及破解之道

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困境,其中来自政治领域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上存在一些问题,如环保部门的权力弱势、不合理的政治激励方式、分权型和分散型的环境管理体制以及政府机制的一支独大等造成的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难以落实.解决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政治性困境,需要建立健全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的区域合作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嵌合共生：领导干部直播带货之实践逻辑与发展进路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既是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兴样态,也是政府治理和服务供给新的表现方式。领导干部直播带货旨在将行政力量嵌入乡村治理中,实现行政力量、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三者联结,共同助推乡村振兴。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L县为研究案例,探讨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实践模式,并从建设公共性为导向的数字乡村治理体系的角度,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通过数字平台链接多元治理主体等方面提出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发展进路。     

"幸福村落"建设:乡村振兴视域下治理体系创新的秭归实践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在乡村社会特征已发生变化的现实基础下,现行乡村治理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当下乡村治理困境,因此亟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以期形成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基于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需要,湖北省秭归县实施"幸福村落"建设,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在"幸福村落"建设的实践中,共识导向、参与、责任性、透明性与法治五个善治的基本要素得到突出体现,构成"幸福村落"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而五个善治要素得以实现与治理单元下沉、自治形式创新密不可分。"幸福村落"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面临着突出的公共性困境,表现为公共性再生产不足、碎片化和离散化,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破解乡村公共性困境的根本良策。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治理基本元素,也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过程蕴含着三重解释逻辑：利用双向嵌入型重构价值取向、依靠政治势能促成权力聚合、通过互动交往形塑治理关系。为优化乡村治理共同体,应当注重彰显公共精神的价值追求、完善党建引领的权力关系、优化效能导向的治理制度。     

找回责任:社区干部"诉苦"的叙事实践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众多职工宿舍区成为老旧小区,给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转型风险.随着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社会治理的各项事务下沉到社区,繁重工作任务和心理压力导致了社区干部抱怨和夸大社区困境等"诉苦"现象,相伴生的是社区治理内生动力不足,政策与社区现实不相匹配等困境.因此,基层社区干部的主观认知水平提升也是加强基层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诉苦"的叙事实践框架促进了社区干部总结经验,通过重新找回自身所忽略的对于社区治理的责任感,重新塑造基层社区干部的人生态度、职业观、基层管理经验等关于社区治理的正向叙事,最终将地方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相结合,从叙事的角度提升基层干部的治理水平,助力中国特色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     

The Project System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Basic Level Government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Project-oriented Ope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在基层行政资源紧张条件下,上级部门为达成工作目标,越来越多地通过项目制来调动基层政府。相比于传统的科层体制,项目制使得上级部门拥有集中的资金管理权、特殊的人事安排权以及高效的动员程序,从而能更快地见到成效。项目制在基层政府的推行使得科层体系发生重构,政府内部动员由“层级动员”转向“多线动员”,行政资源的分配也演变为项目中心模式;同时,项目制的“自我扩张”效应使得项目制越来越深入到政府体系中,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2021年百年巨变与乡村振兴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2021年5月,百年巨变与乡村振兴高端论坛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论坛以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有效实施为研讨主题,探究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与行动实施的相关路径.会议重点关注基层治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重点与主题,内生发展的资本、自主性与逻辑,传统与变迁的体系、机制与创新,基层治理中的督促、能力与技术,事在"人"为的...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湖南益阳15个乡镇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主导者,其主导法治之难不仅在于立法的缺陷与执法的尴尬,更在于要在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植入现代法治化治理机制,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治理传统。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基层法治生态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层政府行政的法律权威面临多重挑战;基层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长期存在;基层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转型。     

“未来乡村”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未来乡村”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未来乡村”治理既需要多重身份担当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又需要德才兼备的乡村人才，以实现“共富、文明、善治、美丽”的未来乡村目标。乡村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前提条件，“未来乡村”治理是决定乡村富裕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要充分利用“未来乡村”治理优势促进乡村富裕。现阶段，乡村仍存在诸如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城乡及各地区间乡村发展差距较大、乡村产业布局不合理和乡村人才紧缺等问题，制约共同富裕的实现。“未来乡村”治理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水平；打破城乡壁垒，建设城乡统一大市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文化供给能力；构建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产业格局；制定乡村人才“引、留、育”新政策。     

乡村医患信任中的政策裂痕与弥合——以北京市H区为例

卫生政策的公平、正义与可及是构建医患信任并实现“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这一新医改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北京市H区为例,基于卫生政策视角,通过对乡村两级卫生政策施行情况与医患信任现状进行研究,了解到当前乡村两级医患不信任问题日渐凸显.而相关卫生政策的稀缺、不系统与不适宜是导致医患不信任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从树立“城乡并重”卫生发展观、加强政策循证研究和建立政策激励与监督机制等方面弥合乡村两级医患信任中的政策裂痕.     

城市社区治理的南山实践(专题讨论)

编者按:当前治国理政的政策方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如何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理论上的讨论已足够多,但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却比较少。为此,201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组对深圳南山区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进行了调研,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是这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对"运动式治理"的一个解释

运动式治理深刻地反映了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上的困惑.在社会动员模式发生变化的现实情况下,政府在习惯上仍对运动式治理产生偏好,这实质上是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不足的表现;同时,运动式治理也确实存在着弥补政府动员能力不足的可能性.其实,运动式治理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完全否定它在治理过程中的价值是不理性的态度.     

双重场域形构下的乡镇政府环保问题整改行为分析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人民的美好生活期望值日渐提高,对乡村生活环境整洁度有了新的要求.但是,在建设美丽乡村、开展农村环境整治过程中,由于各方行动主体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侧重点不同,导致农村社会仍然存在一些矛盾没有解决.乡镇政府部门作为责任主体,在应对上述矛盾变化时也会依势而变,进而在落实上级指令和政策规定时往往采取理性化思维模式,呈现出多重行政样态.乡镇政府环境保护问题整改行为的行动转向和策略选择是基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的双重情境共同形构而自觉发生的,是在理性化思维导引下的政绩判断和现实选择.同时,这种双重场域形构下的理性化思维模式对于解释基层政府其他类似行政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参与困境、场景升级与数字乡村的全景治理——对湖州市“数字乡村一张图”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着村民日益增长的成员权意识和参与困境之间的基本矛盾;而在东部发达地区,逆城市化发展则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场景升级,高阶发展场景提出了服务新业态和提升乡村体验的新要求。面对由基本矛盾造成的“老问题”和场景升级带来的“新议题”,湖州市通过对数字化改革成果与地理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开发出“数字乡村一张图”全景治理平台。该平台通过“感知界面-应用终端-控制中枢”的运行架构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凭借数据融通机制和智能督办机制形成“一图感知、一屏管理”的全景治理模式。在“数字乡村一张图”的运行中,数字治理平台与移动终端的结合铺设了一条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数字化路径;智能监测与互联网应用的结合则推进了高阶发展场景中的服务升级和管控升级。     

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基于111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枫桥经验”“最多跑一次”等在全国的推广,说明基层治理创新可能成为突破性治理变革之基础。学界针对基层政府创新的成因、发展与扩散进行了讨论,但对孕育创新的因素、条件的组合配置则缺乏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创新动力、环境和资源组成的分析框架,以B市H区平安建设创新评审活动的创新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对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区域发展水平、舆论支持、社会参与、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是影响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组合成“动力主导—外部驱动”“环境资源—社会参与”“资源主导—智力资源”三种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从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看,政府行为与政府职能取决于政府的治理结构。中国“多任务委托—代理”型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促成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至上的行为倾向。这种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与行为倾向既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也造成了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功能薄弱、基层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许多公共管理政策有效性降低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和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改善公共管理政策的实施机制、深化政府治理结构改革。     

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现实依据与推进原则

精细化理念源自现代工业生产、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目前已经成为指导国内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基本导向和重要原则。面对常住人口的高异质性、基层治理的弱协同性、社会力量的动员不足,同时借助技术治理的有利条件,超大城市成为践行精细化管理的"先行者"和"示范者"。下一阶段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法治导向、基层优先、多元共治的基本原则。     

基层自治“内卷化”与农村社会工作的结构性困境

当前村民自治的“内卷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乡政府及村组织的“自利性亢奋”,即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管理与服务意识淡漠。在这种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进入村庄可能会卷入这种结构性矛盾之中,其专业的理念和价值与基层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相悖,进而陷入合法性危机当中。在政府强势建构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嵌入行政体制以获得合法性认同显得尤为重要。所以,面对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困境,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寻求较高级别政府部门的支持,对基层政府的“不合法”行为进行规制,为服务项目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