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初期台湾的贸易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在岛内施行了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陈仪时期,由台湾省贸易局垄断经营所有的货物进出口及进口商品的配销事宜。这一政策遭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商人阶层的反对,它也成为“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的一大诱因。省政改制以后,魏道明撤销贸易局,随即设立的物资调节委员会依旧是台湾省政府施行贸易管制的机构。光复初期的贸易管制政策对台湾省的财政收入贡献巨大。总体而论,这一时期台湾的贸易总额不及日据时期,首要原因是战后岛内重建困难,尤其是资金不足,生产萎缩;其次是战后台湾的对外贸易处于总体结构的调整与贸易对象的适应阶段;此外,台湾的贸易还因汇率等方面的原因承受了祖国内地一部分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略论民国中后期港粤边界的走私畸态(1930—1949)

在中国近代史上 ,香港始终是外国侵略者及私枭对内地进行走私的基地。至 2 0世纪 ,特别是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 ,国内外各种矛盾极为错综复杂 ,洋商利用香港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 ,以转嫁危机。抗战爆发后 ,日本在香港设立据点 ,利诱私枭套取国统区重要物资 ,实施“以战养战”策略。战后 ,美国资本企图独占中国 ,对华进行大规模走私 ,港粤非法贸易达于失控局面。尽管历届中国政府不断进行反走私斗争 ,但囿于种种历史的局限 ,都未能有效地遏制住私枭的嚣张气焰 ,以致对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人民币汇率预期、实际汇率与贸易余额关系的实证研究:1999-2009

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余额并非单纯的贸易余额,而是包含了部分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文章首先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资本管制背景下贸易余额、汇率预期、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建立VAR模型,使用1999年1月到2009年6月的月度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变化对贸易余额影响微弱;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在短期内对贸易余额无影响;贸易余额月增量的变化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降可引起汇率预期的变化。     

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施行粮食管制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后迅速出现了全岛性的粮荒.陈仪时期由于行政长官公署无法掌握大量现实的米粮,管制政策绩效不彰,致使日益严重的粮荒成为"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全岛的一大诱因.魏道明时期台湾省政府继续施行粮食管制,以应对愈加严峻的粮荒与民众激愤的情绪.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主要包括加强对粮食流通的管控,举办食米平粜与配售,推行节约粮食消费办法等.这些政策成败参半.     

略论古希腊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当今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溯源性课题.从总体上看,古希腊哲学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划分.作为诞生哲学的母体,希腊宗教既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也压制和束缚了哲学的发展.而哲学在挣脱宗教束缚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对传统宗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攻击,客观上对传统宗教和城邦民主政治起到了削弱和破坏作用,传统宗教的护卫者城邦保守势力也对哲学进行了压制和打击.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还保持一种与传统的仪式和习俗和谐相容的状态.而且,古希腊哲学的兴起与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希腊宗教的发展.     

战后日华学会的重构与变迁(1947-1959年)

1918年成立于东京的日华学会,是近代以来日本成立的第一家中国留日学生管理机构,代替日本政府专事留日学生工作.该会成立后,以打破留日反日的局面并培养亲日分子,与欧美国家争夺中国青年的教育权以及辅助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等为目的 进行过大量活动,直至日本战败后被盟军勒令解散.战后以有邻学会为发端,日华学会得以重建.此后,日华学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在国际亲善与文化交流的装点下,在日本的防共政策与经济外交的变奏中嬗变.战后日华学会的重建及变迁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境遇,又反映了日本辅助战后重建与助力国家战略政策的情况.     

民国上海埠际贸易的变迁(1912-1937)

一、外贸埠际转口规模的扩大近代大流量的国内商品流动是在外贸吞吐的牵拉下启动的，民国时期虽各地口岸增辟渐多，但上海外贸对各地的辐射能力并未削弱，而是进一步加强，外贸货物的埠际聚散转运川流不息，商流滚滚。民国后上海洋货进口增长迅速。这些洋货中相当数量由上海转运外地港口散流至各地城乡。据统计，上海洋货转运国内各口岸1912年为133241017关两，1921年为200258724关两，1931年为192107124关两。①1931年后由于国内战乱等原因和外贸量的萎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量逐渐减少。从转口的绝对量值看，20年代中下叶为高，1926年上海…     

全球性贸易危机和贸易政策的新动向

世界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贸易危机,这种危机要比亚洲金融危机更带根本性.然而,它并未引起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员的足够重视.本文试从多角度描述贸易危机的全球性及其危害性,分析由贸易危机引起的"绿色壁垒"的原因及其种类和特点,探索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对策.     

战后联邦德国阶级(阶层)构成演变

战后联邦德国由于经济和经济结构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社会中层人数急剧上升为社会主导性力量,而上层和下层人数则明显萎缩成社会少数,就使得社会性质由原来战前的阶级社会转变成战后的阶层社会,其标志是社会人员不再由彼此对立的两个阶层组成,而是由彼此基本相安无事的多阶层组成。战后联邦德国主要由精英,业主,职员,工人,穷人和外来移民这六大阶层组成。就社会地位而言,其中绝大部分属社会中层,上层和下层均属少数。     

论抗战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思想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思想之主要目的是成立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推迟或限制内战在局部地区的策略思想是次要的.但它在战后历史演变的各阶段其内涵主次表现不尽相同:抗战结束至国共停战协定签订阶段,毛泽东尽管认为内战与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但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认为只要努力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性要大于战争的可能性;停战协定签订后至四平之战结束阶段,毛泽东认为这是争取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真诚希望与国民党及国内各民主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四平之战后至全面内战爆发,鉴于中共的力量不足以制止内战,毛泽东争取和平主要是从策略考虑,即尽可能争取时间备战,以应付全面内战的爆发.     

甲午战前五十年中国棉织品进口贸易的整体态势

甲午战前五十年棉织品的进口,经历了由初期的徘徊不前到后来的稳定增长的发展态势。洋纱的进口速度明显快于洋布,除去鸦片不计外,洋布和洋纱的进口占了19世纪中国进口贸易的主要部分。在70年代以前进口以英国的细布细支纱为主,但是自70年代开始,美国粗布和印度粗支棉纱进口大量增加,销售数量和区域不断扩大,争夺着土布和土纱的市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在日益走向分解。     

战后初期港英政府租务管制政策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人口急剧增长,引发了巨大的生存居住压力,屋荒问题空前严重,居住难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为此,港英政府干预及介入房屋市场,制订实施租务管制条例,管制所有战前楼宇的租值,积极处理租务纠纷,有效遏制了屋荒进一步恶化及私人房屋租金的高涨,规范了房屋市场,大量移民暂得安居,确保战后社会的稳定、转型及吸聚人才。     

关于我国现行出口贸易政策的思考及调整取向

我国出口超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迅速提高,过度出口的现象和不利影响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奖出限入的贸易与汇率政策部分地促成了我国外贸的失衡发展。作者认为应该摒弃过分追求出口创汇和贸易顺差、以奖出限入政策支持出口等惯常的出口贸易发展思路,提出要继续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促进出口发展包括扶持鼓励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政策与措施;以市场为主导适度出口,将出口增长速度与出口依存度降至合理水平;主要依靠增加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抗战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现阶段有关抗战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文化本体、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区域战时文化、战时社会思潮与学术、战时文艺、战时教育与文化名人、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等多个方面。回顾这些成果,有助于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推动抗战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     

党在抗战时期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历史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形成了较系统的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实践活动。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和广泛参与性三大特点,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与民众的政治沟通

政治沟通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所有政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只有和民众之间进行良好的政治沟通,才能取得民众的政治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极其注重加强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推动大众传媒的发展;并建立和完善基层民主政权体制及各种群团组织,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获得政治合法性。     

抗战期间中英围绕中印交通问题之西藏交涉

文章以档案文献为依据探讨了抗战期间中英两国围绕修筑中印公路问题就“西藏问题”展开的交涉。抗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试图以修筑中印公路为契机,加强对西藏地方主权统辖。英国政府为维持其在西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竭力阻挠公路的修筑,并企图以所谓西藏地位问题与筑路计划挂钩。同时,英国还唆使西藏噶厦干扰中印驮运线的开通。英国的阻挠最终导致了中印公路计划的流产,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浅析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抗日战争中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一直保持着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关系。两个战场相对独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独立指挥所属武装力量,按照各自政党所确定的抗战路线、军事战略及作战原则实施作战。两个战场在保持相对独立关系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相互配合的关系,这种相互配合,主要表现为战略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配合。然而,各个层次的相互配合,有积极主动的配合,也有消极客观上的配合。     

论香港和内地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解决的观念重构

香港执行外地民商事判决法律制度来源于英国,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法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一部分,完全纳入中国法律体系当中。在宪法统帅下,全国法律应和谐一致,避免和消除冲突。内地与香港实施CEPA协议,加速了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客观上要求实现判决自由流动问题。我们应站在更高更远角度,并具有创新精神,加强思考和探索两地区际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